刚刚过去的2019年，习对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党和国家勋章荣誉表彰制度建立并向42位获得者授勋授奖，《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颁布，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将组建……这些重大事件，将对国家和民族的道德与精神文明产生重要影响。

　　为了记录新时代道德文明进步历程，推动社会公众关注和参与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融媒体矩阵中国伦理在线年十大伦理事件。

　　崇尚英雄模范才会产生英雄模范，争做英雄模范才能英雄模范辈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隆重表彰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获得者、全国道德模范。

　　9月5日，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举行，58位同志被授予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科技发展。习对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向受表彰的全国道德模范致以热烈的祝贺。习强调，要广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弘扬道德模范高尚品格，引导人们向道德模范学习半岛游戏中心，争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9月29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授予于敏等8人共和国勋章，授予劳尔·拉斯特罗·鲁斯等6人友谊勋章，授予叶培建等28人国家荣誉称号。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道德力量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全国道德模范、国家荣誉和国家勋章获得者，标示出当代中国的精神高度，树起了全社会的精神标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英雄模范的表彰奖励、宣传报道、学习实践。

　　习率先垂范、深切关心道德模范及其宣传学习活动，曾多次就思想道德建设作出重要指示，看望慰问龚全珍、毛秉华、张富清、杜富国等楷模英雄并给他们点赞，给郭明义爱心团队、本禹志愿服务队等团队或模范回信，引领全社会形成了敬德向善的新风尚。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建立，既是对英雄楷模的功勋和精神的高度肯定，更是一种体现了政党精神和国家意志的价值引领，有利于发挥英雄模范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将英雄模范的榜样力量转化为亿万群众的生动实践，让社会主义道德的阳光温暖人间，为奋进新时代、共筑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爱国主义成为时代最强音。党中央、国务院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和群众庆典活动，全国各地广泛组织开展了“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人民群众自发组织传唱《我和我的祖国》、《我的祖国》等爱国主义歌曲。

　　11月12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实施纲要》，就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作出全面部署。《实施纲要》包括总体要求，基本内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面向全体人民、聚焦青少年，丰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载体，营造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浓厚氛围，加强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组织领导等六个部分，要求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着力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

　　正如习在2020年新年贺词里所强调的：“爱国主义情感让我们热泪盈眶，爱国主义精神构筑起民族的脊梁”，爱国主义汇聚成时代洪流，为我们增添了强大的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以多种方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爱国主义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团结奋斗的底色。

　　党中央、国务院适时颁布《新时代爱国主义实施纲要》，既是对民意的回应，更生动体现和实践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中国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是爱社会主义、爱中国、爱人民的高度统一。《实施纲要》为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份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和科学指南，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将公民道德建设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10月，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实施纲要》主要包括：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深化道德教育引导、推动道德实践养成、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发挥制度保障作用和加强组织领导等七个部分，为新时代开展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和重要方向。

　　道德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价值观引领是国家治理的软实力、巧实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将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以德治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道德治理的制度化，更大程度发挥道德建设的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既是对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继承与发展，进一步巩固近年来公民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果，又从新时代新形势新问题出发，积极推进道德治理制度化，特别是对网络空间、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和对外交往等领域公民道德建设提出要求，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更有利于指导新时代的公民道德建设，推动新时代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升。

　　2019年7月24日，习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

　　会议指出，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目的就是加强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推动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要抓紧完善制度规范，健全治理机制，强化伦理监管，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规则，规范各类科学研究活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

　　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深刻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让科技弃恶扬善，是当代伦理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科技伦理制度化建设，科技伦理规范性治理，科技伦理全球化协同，已成为全世界的共同呼吁。一方面科技伦理审查不能成为对科技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也要为科技发展筑牢坚实伦理底线和坚定的价值向度。唯有两翼同振，半岛游戏中心共振同频，科技的腾飞才能稳健，人类的发展才能长久。

　　如今，我国正朝着科技强国迈进，在国家层面组建科技伦理委员会，就是要为科技创新构建一套全覆盖的价值导向体系，实现“科技之真”与“道德之善”的同频共振，为科学的探索植入伦理基因，让科技进步更好造福人类。

　　习2019年6月3日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6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明确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随后，住建部公布全国将推行垃圾分类的46个重点城市名单。其中，京沪杭甬等9个城市出台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北京是首个立法城市，上海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

　　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上海开始普遍推行强制垃圾分类，被公众成为垃圾分类“史上最严”。12月6日，“垃圾分类”入选“2019年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催生出不少“社交梗”：街坊打招呼张口就问“你什么垃圾”，人们的聊天内容从车子房子变成“垃圾怎么扔”。透过朋友圈刷屏的幽默段子不难发现，人们并没有因其麻烦而烦躁、因其严格而抱怨，相反认同率、行动力大大超出预想。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体现。21世纪以来垃圾浓度的增长量已经是20世纪垃圾浓度增长量的总和了。中国每年产生垃圾30亿吨，约有2万平方米耕地被迫用于堆置存放垃圾，约有2/3的城市陷入垃圾围城的困境。垃圾造成的环境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科技发展，这个问题将每个人的命运都串联起来，迫使我们形成一个以保护环境为共同责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国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启动、成效初显，既体现了政府及公共部门对于环境问题的处理能力和责任担当，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参与和行动的力量，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金山银山不如青山绿水，我们正在逐渐学习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

　　2018年11月，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向公众宣布，他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了一对双胞胎婴儿的一个基因。消息公布后，该实验所涉及的伦理问题迅速引发公众与科学界的质疑。

　　2019年1月21日，广东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组介绍，初步查明，该事件系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为追逐个人名利，自筹资金，蓄意逃避监管，私自组织有关人员，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

　　2019年12月30日，“基因编辑婴儿案”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贺建奎、张仁礼、覃金洲等3名被告人因共同非法实施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构成非法行医罪，分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基因技术的发展将人类命运推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十字路口。这件以人为实验品的实验，是以人类命运和人的尊严为代价的。对于这种冒险的尝试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一无所知：基因变化可能会传递给未来几代，同时存在着伤害其他基因的风险；经过基因编辑的“人”是谁；那些依据“自然人”为基础构建的规则是否还有效。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人类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谁来收场？贺建奎等人的行径，不只是伤害了当事人的“非法行医罪”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危害人类安全的赌徒行径。在目前的条件下，人类还远不能承担其带来的风险，必须要严格的管控。这种管理必须以伦理为依据，以法律为依托，跨越国界协同管理。

　　2019年，从《甘柴劣火》引发“洗稿”讨论，到“寒门状元之死”显现煽情主义传播危害；从上海少年跳桥自杀事件的自媒体报道乱象，到南方周末对“不寒而栗”爱情的报道引发公众对PUA的关注，传媒伦理领域热点事件频发，反映出技术变迁背景下自媒体大量涌现、智能媒体广泛应用导致传媒伦理、新闻道德遭遇巨大困难和挑战。

　　为了规制新时代的传媒伦理、新闻道德，12月15日，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向社会公布，准则共7条31款，明确提出新闻工作者要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坚持改进创新等方面下功夫，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做政治坚定、引领时代、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时代变迁、技术赋能，带来了媒体的多元化发展，也引发了很多伦理道德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事件本身产生了影响，更重要的是严重破坏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公信力。媒体是社会的良心，更是社会的勇气，激浊扬清、惩恶扬善、弘扬正气是社会赋予媒体的神圣责任。

　　回归和凸显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加强传媒和相关业务从业人员的道德修养、道德自律，才能让媒体履行好社会责任、发挥出应有作用。中国记协专门修订《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以更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闻职业道德标准，推动广大新闻工作者更好承担社会责任，为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019年12月24日，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杨文副主任医师遭患者家属恶性伤害，因伤势过重不幸去世的事件，引发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大家对这样一位好医生的离世表示惋惜和悲痛，对伤医害医的极端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坚决支持司法机关依法严惩凶手。

　　然而，频繁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值得全社会反思，医患关系不和谐已经严重影响整个医疗行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努力修补医患之间的信任、共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成为眼下迫切需要应对的课题。

　　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该法将自2020年6月1日起施行，将为预防和制止“医闹”事件，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法律保障。

　　中国医院协会的一些调查表明，我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次！如此紧张的医患关系在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中国好医生数量高居世界前列，公立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性价比远超欧美公立医院的水平，对普通群众也非常友好。然而，我们的医疗服务体系欠缺足够的信任和道德精神。

　　从医生的角度而言，无论是中医讲的“医者仁心”还是作为西医信条的“后希波克拉底誓言”，“保证把病人多方面的利益作为我的专业伦理的第一原则。”这一伦理精神应该成为比医疗技术更为重要的伦理信仰，亦是患者信任医者的不二依据。当然，医患关系是双向的，患者缺乏对医生的足够信任，对生命的尊重。不仅要珍视生命的鲜活、珍惜身体的健康，更能坦然地面对疾病、豁达地看待死亡。

　　医患之间的信任联盟，不仅是对于生死的较量，更应是一种对于生死的超脱，共同面对“生老病死”，成就密不可分的健康共同体。

　　2019年，多起关于学者学术不端的新闻，引起社会关注。2月8日，知名演员翟天临在微博晒出博士后录用通知，引来公众围观，翟天临在直播中回答网友提问时竟不知“中国知网”为何物，其博士学位真实性受到质疑。随后北京电影学院进行了调查，并于2月19日发布“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等问题调查结果，宣布撤销翟天临博士学位，取消其导师陈浥研究生导师资格。

　　此后，网上还曝出针对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武汉大学教授李红良、中国科学院院士裴钢、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耿美玉等人涉嫌论文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但截至2020年1月，针对这些举报的调查核实仍在进行之中，还没有公布调查结果或进一步回应。

　　学术不端行为，不仅影响学术界的声誉，还会破坏学术生态，对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学术不端治理，从中央到教育部、科技部等部委，从高校科研机构到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学术不端的文件。

　　然而，学术不端现象仍然频频发生，而且从一般的学者，向著名学者、社会公众人物蔓延，社会的关注更高，产生的影响更大也更坏。习多次强调，“要营造良好学术环境，弘扬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

　　治理学术不端是个系统工程，仍然任重道远，必须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加大力度推动科研诚信体系建设，严格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戒机制，用制度来净化学术风气。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人类伦理道德提出挑战。在各类移动应用程序和大数据面前，个体变得越发透明半岛游戏官方网站入口，个体信息隐私泄漏风险提高，个人信息不当收集、滥用、泄露导致的公民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算法在个性化内容推荐、雇佣简历筛选等领域的不当应用引发了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等新问题。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产生的伦理问题。

　　2019年，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产业界在人工智能的道德建设方面展开积极探索。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立法规划，加快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进度。有关部门开展了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行动。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企业相继提出科技向善、算法善用、创新与伦理并重等理念，从原来的“算法没有价值观”转向强调算法善用，用道德和价值引领、规制算法的发展，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算法的应用无处不在，算法逐渐掌控和接管人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巨大的算法权力，能够对人们的隐私、安全、尊严、公正等产生巨大影响。由于算法的不当应用，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技术并不是中立的，作为人类发明的技术中介物，算法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倾向。

　　“算法善用”、“科技向善”理念的提出，为规制算法的研发、应用提供了重要方向。算法也要有价值观，尊重人的尊严、促进人的自由、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应当成为算法和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过程中追求的价值理念。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融媒体矩阵中国伦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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