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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包括发达的西方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关注中国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个新概念。由此而引申出不少针对“中国式现代化”是否要取代西方式现代化的阴谋论式观点。

　　今年初，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杨丽君曾联合撰文半岛游戏官方网站入口，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新概念。

　　正值以“多元现代性与世界新秩序”为主题的2023年IPP国际会议即将召开，其中的重要议程正是探讨在世界新秩序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意义。此时重读此文，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原文题目为《如何向国际社会叙述“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经编辑修订后重新发布，以飨读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包括发达的西方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关注中国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个新概念。

　　但是，西方和发展中国家所关切的问题是很不一样的。发达国家主要关心的是，中国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是要取代西方式现代化？中国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不是要取代西方的文明形态？

　　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和媒体甚至就此大做文章，声称“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取代西方式现代化，中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要取代西方文明。在西方一些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新一轮“中国威胁”的论据。

　　而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它们来说有什么相关性，有何意义。本文围绕国际社会的这些关切，对我们如何诠释好这两个重要概念提出一些思考。

　　“现代化”（或者“近代化”）的概念起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理性取代了宗教神学。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欧国家不仅复兴了古希腊文明，而且不遗余力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精华，包括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尤其是数学）和东方世俗文明的理性。

　　其中，中国世俗文明的理性精神对西方的近代文明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实际上，我们若去看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文献，就可以发现，当时西方很多学者，都把中国文明奉为有别于西方文明的另外一种甚至比西方文明更加优越的文明形态。中国曾经是西方学习、模仿、复制的对象，只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开始落后了。

　　工业革命以后，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加速进行，的确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物质文明大进步。换言之，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整个人类社会基本上还是处于贫困甚至极度贫困的状态。

　　工业化之后，西方文明加速度地传播到全世界。这是因为这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物质力量对外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西方扩张的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适者生存”成为西方国家合理化其野蛮行为的有效武器。

　　正是因为现代化能够为一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往往能够征服那些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以近代以来没有一个社会是不追求现代化的。近代以来，各国都争相实现现代化，在最大限度上追求国富民强，在最低限度上则避免沦落为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者被发达国家“欺负”。

　　但是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现代化既带来了物质财富和物质文明的进步，也带来了巨大的毁灭性结果。主要表现为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近代以来，因为物质文明和科技的进步，各个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变得越来越惨烈。

　　从一战、二战到今天的俄乌冲突，这些战争的惨烈程度无疑和物质现代化的程度高度相关。因此不能说现代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更为严重的是，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进行了奴役。今天很多国家所面临的边界纠纷就是西方殖民统治的结果。

　　物质现代化本身就会对传统制度体系构成巨大的挑战。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往往通过其强大的物质力量，向非西方国家推行西方式的制度体系，从而加速非西方国家传统制度体系的解体。

　　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被西方的物质文明冲击甚至摧毁后，却没有能力建立起新的制度体系，很多社会因此陷入无政府状态。实际上，二战结束迄今，西方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向非西方国家输出西方的制度体系军事理论。

　　在西方，尽管现代化为技术所驱动，但资本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西方的现代化是资本主导的现代化。不同文明的人们都认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人，各个社会和国家对此都有一定的共识。

　　但是，在现实层面，现代化往往与其初心背道而驰，作为目的的人往往沦为资本的奴隶，即马克思当年所说的人的“异化”。

　　正是基于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反思，我们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要造就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在现代化促成了自身的强大之后去侵略他国。尽管中国式现代化也追求物质文明的进步，但西方式现代化所导致的侵略性文明是中国必须避免的。

　　其次，我们要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尤其在制度层面，中国必须建立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国情的制度，即坚定“制度自信”。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资本过于主导的现代化，而是要对资本进行规制，使得资本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半岛游戏官方网站入口，不是少数人富裕的现代化，而是要让大部分老百姓都富裕起来的现代化。

　　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还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人的文明（即精神文明）同时协调推进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思想的核心，其中关于内部和外部的论述是紧密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内部，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五位一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现代化，而不是西方的片面和不均衡的现代化。这点很重要，因为从历史上看，成功的现代化都是各方面均衡发展、协调推进的现代化，而失败的现代化往往都是单方面、片面的现代化。

　　在外部，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和平发展、共同发展，推动各国加强发展合作、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以实现持久的国际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学术角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分成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以及人的层面。这三个方面的现代化是协调推进、均衡发展的现代化。

　　经验地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同时实现了“三个可持续”的国家，即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稳定以及可持续的制度创新与领导。中国领导下的全方位均衡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其核心内涵也可以用这“三个可持续”来概括。

　　中国从改革开放初一个被当时称为“贫穷社会主义”的国家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1980年代初人均国民收入不到300美元发展到2022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3000美元；从一个贫穷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社会转型成为一个拥有4亿规模中产阶层的社会。

　　这些数据所展示的成就，无论哪一个，都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同样重要的是，在过去的40多年中，我国经受住了诸多危机，包括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这几年的新冠危机。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发生类似欧美社会的大动荡。

　　有一些人认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的社会稳定是正相关的，但其实不然。英国和美国在过去的40年“超级全球化”中经济发展也是不错的，可以说是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为什么社会不稳定了呢？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社会整合出现了大问题。

　　任何社会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必须建立在基本的公平、正义之上半岛游戏官方网站入口。全球化虽然在全球范围造就了巨大的财富，但是西方社会越来越不公平，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崛起。美国的中产阶层从1980年代初的超过60%一直下降，到今天跌到50%左右，这是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源。

　　比较而言，在过去40多年里，尽管全球化也造就了收入差异，但我们通过巨大的努力促成了8亿人口脱贫，即脱离绝对贫困；在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时间里，就有1亿多人口脱贫。也就是说，我们实现和保障了基本社会公平。基本社会公平的实现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这点非常重要。

　　这一点是关键，是核心。以前，美国一直自诩为世界民主的“灯塔”，是其他国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但日趋严重的政治极化使得这座所谓的“灯塔”日益黯淡。相反，中国以中国为主体的政治体制不仅表现出巨大的韧性，更积蓄了巨大的创新能力，并与时俱进，拥有强大的治理能力。

　　中国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使得很多西方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思考中国制度体系的内涵。

　　尽管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现代化也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但这绝不是说除了西方的现代化方式以外，就不存在其他的现代化方式，更不是说其他国家也要通过西方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

　　实际上，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是各个主权国家的现代化，而各主权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建立在各自的文明、文化基础和国情之上的，其他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照抄他国的现代化。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现代化的理解和诉求不同，对现代化的定义也在不断更新变化；尽管各国的现代化具有共性，例如都追求“富国强兵”，但实现现代化的条件、路径、方式各不相同。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各国对实现现代化方式的选择都不可能千篇一律。各国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和追求的价值观可能大同小异，但实现的道路、方式、形态应多种多样，即“条条大路通罗马”。

　　经验地看，只有文明的才是永恒的，才是可持续的。只有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才能释放出强大的生命力半岛游戏中心，而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往往会导致最终的失败。

　　例如，二战之后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只要是照抄照搬西方式现代化的，都没有成功的案例。伊朗全盘西方化的现代化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倒退。土耳其近代以来把现代化理解成西方化，导致军人干政；强行世俗化，导致了近年来的“反动”，即“去世俗化”或者“再宗教化”。而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包括今天的中国，正因为找到了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国情的现代化方式，才得以成功军事理论。

　　近代以来，中国通过长达一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找到了建立在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和中国国情之上的现代化内容、方式和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大家庭现代化的一大贡献，为那些在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大大丰富了国际社会现代化的内容和实现路径。

　　首先，中国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现代化是多元的。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也表明我们承认有美国式现代化、欧洲式现代化、日本式现代化、新加坡式现代，等等。

　　我们的主张就是各个国家都有权利追求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而不是受外力干扰、被他国所强加的现代化。其次，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表明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输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要取代其他的现代化形式，而是向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式现代化之外的另一选择，为正在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

　　历史地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从来不是依靠对外扩张和侵略而发展的，而是通过商贸交流、文明对话和互鉴。文明互学、互鉴也是中国所提倡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之所在。因此，我们不仅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更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

　　在今天东西方正陷入分裂风险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在西方正以错误的认知来判断中国的时候，我们确实要对习主席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用比较中西方现代化和文明演化的方式，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

　　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世界各地的文明以各自的方式适应和重新定义了现代性，根据其特定文化和社会政治条件创造了多种社会和经济发展路径。

　　正如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所说的，我们身处的现代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它不再是一个“单一现代性”的时代，而是一个“多元现代性”的时代。

　　当代世界秩序呈现三大历史性变革。首先，全球经济的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亚洲；第二，全球凝聚力衰退，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减少，不平等加剧，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第三，人工智能（AI）和数字平台等新兴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经济活动和社会形态。如果管理不当，系统性挑战将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和平与繁荣。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我们要运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的“制度反身性”，对我们社会生活环境的普遍范式提出质疑。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军事理论、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