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幕后，总有从历史深处奔涌而来，在当今时代电照风行，向未知领域澎湃而去的强大力量。其虽肉眼难辨、看似诡奇，却孕育着变革时代的磅礴能量，能够被人们所深切感知，这就是社会思潮——我们理解社会发展、看待社会变革的一把钥匙。

　　社会思潮的形成发展及其运作遵循了一定的客观规律，其看似在一定时期内呈现出稳定性，实则多元并存，在稳定发挥影响的同时优胜劣汰、相互制约。从某种观点到思想倾向，再到某种思想流派乃至政治主张等，思潮的演变发展往往汇聚了不同立场、不同领域、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复杂诉求，经历了交流交锋、冲击对抗、传播扩散、融合共生、裂变蜕化等演化过程，最终形成一套推动社会变革、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堪称精密的生态系统。因此，对社会思潮，特别是重大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规律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进行长期研判，对于我们把握发展大势、掌握社会规律、洞察复杂心态、做好发展规划等诸多方面尤为必要。这不仅事关全局、大局，也关系到我们能否抓住最核心、最本质的矛盾和问题，从而实现长远发展。

　　2010年，人民论坛正式将思潮监测与研判作为一项长期性的重大课题。十余年来，我们已经具备了研判国内外社会思潮的丰富经验和大数据积累，对重大社会思潮的流变规律及发展态势有了较为清晰的把握。2020年是人类历史上极其不平凡的一年，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不仅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疫情大考，也即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这一国内外环境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关键历史节点上，人民论坛也开启了研判分析各类社会思潮的第二个十年，可谓与国家发展、社会变革同频共振。回顾十年轨迹，我们深感有必要对此进行一些回顾总结，以便更清晰地呈现重大社会思潮向未来延伸的曲线：

　　十年间，世界风云变幻。纵观十年间的社会思潮流变，伴随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剧烈变迁和演化，一些一度产生重要影响力的思潮虽仍不乏动向，但却逐步式微。例如，在2010—2019年的重大社会思潮榜单中，新自由主义在2015年之前排位相对靠前，其后便呈现出下降趋势；普世价值论近年来由高走低，其虽然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仍具备一定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但对人类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正逐步为人们所深刻认识，影响力日渐下降；虚无主义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思潮的迷惑性、号召力已不复往昔，特别是近年来高度凝聚的社会共识有效阻止了这些负面思潮的扩散。还有一些社会思潮持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十年间一直深深影响着国际格局变动和国家战略决策。例如，自2011年就上榜的民粹主义、始终以本民族利益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时隐时现但一直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等思潮，不但影响力不减，反而向多领域蔓延，并具备了与保护主义、极端主义、反智主义、单边主义、分离主义等诸多思潮合流的强大能力，为近年来的反全球化营造了不小的声势。此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价值理念的变迁，一些现实指向性更强、紧贴人类生存状态的社会思潮陆续活跃于国际舞台。例如生态主义、女性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以及近两年来尤为突出的科技至上主义等思潮，皆从不同层面反映出人类社会的转型变革与深层次需求。十年来，多元化发展可谓社会思潮最显著的一大特征，其不断完善自身、强化自身的内生动力和整合能力显著增强，使得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异彩纷呈而又日趋复杂的发展态势。这些涌动的社会思潮不仅昭示了我们所处阶段的历史特点，揭示了这个时代的晴雨变幻，也渲染了特定时期的鲜明底色，抛出了形形的机遇与挑战。要而论之，社会思潮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不言而喻。而立足当今时代，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总结的问题是：十年来，影响重大社会思潮演变的根本动因有哪些？

　　如上文所述，促使社会思潮尤其是重大社会思潮演化发展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当我们将镜头聚焦于这涤旧生新的十年，则可以清晰看到有四大因素正在参与着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与社会思潮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特别是突如其来的全球性“黑天鹅”事件——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以一种难以预料的方式揭开了世界变革的序章。其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这“两个大局”，是事关国内国际发展大势的战略判断，深刻诠释了世界之于中国和中国之于世界的辩证关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推进的大背景、大环境，其中的机遇和挑战皆前所未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影响着国际格局的变革和调整。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与“两个大局”形成交汇，孕育着新动能、释放出无穷潜力；而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具有历史和时代影响的重大事件，更是让以公共卫生危机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因素成为世界秩序演化乃至动态重构的关键性因素。在上述四者的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之下，意识形态领域也波澜迭起，各类社会思潮的可塑性、传播力、内生性不断增强，影响着利益、权力、资源等方面的再调配社会关注。由此，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纷纷重新厘清自身定位、资源条件、内外战略，力求更好地因应变局、维护利益、确保安全，在日益显现的多极格局中抢占比较有利的国际地位。人们日益深切地感知到：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剧烈变迁，一股重塑性的强大推力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安全等诸多领域的生产生活方式革命、思想观念革命。

　　思潮洪流正以汹涌澎湃之势奔向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回顾2020年这一对人类社会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年，河流激荡、涛涌波襄，可谓本年度尤为鲜明的总体态势。在世界格局的转型变革以及一系列主观因素的促动下，逆全球化浪潮以更加强有力的方式席卷全球。特别是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一些国家更加注重对事关国家安全和基本民生的重要生产部门的掌控，导致不同程度的保守、后退倾向出现，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潮由此活跃；还有一些国家因一味追求利益极端化、最大化而助长了霸凌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等非理性思潮的气焰。但是，正如郑永年先生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发展态势是一种“有限的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对逆全球化风险进行反思并试图寻求改变，在逆全球化潮流中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谋求新的机遇，呈现出欲扬先抑的发展态势。总而言之，在这样的时代潮流助推下，世界秩序的变革将是永久性的，各国必然会经历一个阵痛期、调整期，进而推动形成一个真正合乎人类社会普遍利益和国家协调发展的新范式，实现政治、社会、利益的再平衡。

　　本年度，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各类社会思潮尤为活跃。较之以往，人民论坛对各类社会思潮的关注研判也更具针对性。2020年，我们对疫情期间国际、国内思潮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实时跟进和梳理，通过思潮动态观测、公众舆情分析、阶段性访谈、党政干部问卷调查、社会公众问卷调查、专家学者座谈研讨等，形成了人民智库报告、大型问卷调查、专题策划、专题调研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基本范畴。

　　。2020年上半年，随着疫情在世界多国快速蔓延，思想观点的集中表达和社会思潮的碰撞交锋尤为密集，人民论坛推出特别策划《全民抗疫下的社会思潮研判》，就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普世价值、极端主义、生态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反智主义、泛娱乐主义、女性主义等居于不同舆论中心的各种社会思潮之最新动向及特征进行了深入剖析；推出特别策划《全球战“疫”：国际思潮及格局演变》，诠释了交织于国际战“疫”背景下的厚重思想底色半岛游戏，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多领域、多层次、多环节复杂挑战作出多维分析。

　　二是以社会思潮起伏变化为基本依据，对疫后世界发展进行思考与展望。2020年，全球化因节奏调适而出现新特点，一些关涉各国未来发展和角色定位的问题，势必对今后各国战略规划提出更高要求。对此，人民论坛推出的《大变局中的危与机》《疫后世界的可能图景》《疫情带来的变化》，以及《国家治理》周刊推出的《疫情后的全球治理：挑战与机遇》等系列策划，分别从不同维度解读了当今国际秩序的深刻演变，总结了这一时期人类社会面对的挑战、机遇及形成的共识，同时展望了世界的未来发展前景。

　　三是对重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近年来，一些重大社会思潮不时出现新变种，合流交汇态势加剧，为我们认清其本质、监测其动向增加了一定难度。为更好夯实思潮研判的学理性、科学性基础，除了对社会思潮发展演变规律及其运作机制等进行研究外，我们更加重视对思潮历史沿革的梳理，并根据国内外重要社会现象作出一系列深刻分析。例如《海外华人面临的这些困境》一文，对美国社会种族主义与排华主义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展现了西方社会近年来盛行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反智主义的本质及社会根基分析》一文，关注了反智主义在特定国家的社会根基和政治基础；等等。

　　四是对新思想动向、趋势和特定思潮的监测研判。在“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不时出现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更好地把脉时代发展成为一项重要课题。乱象丛生、挑战倍增的背后，是诸多社会思潮的裂变扩张。对于国际社会出现的一系列新动向、新趋势、新争论，我们深感有必要细化其内部关系，探讨思潮与国际格局变化之间的关联。本年度，我们推出的一系列文章正是以此为立足点。例如《为何担心人工智能冲击国际安全》一文，围绕关于人工智能的三种观点争论，探讨了科技与国际安全治理的关系；《社交媒体影响欧洲政局的方式及逻辑》一文，分析了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如何借助社交媒体扩大话语权和影响力，指出了其中值得关注的趋向；等等。

　　2020年8月初至2020年11月中下旬，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结合前期研判成果展开了为期近四个月的调研、整理、访谈、评选等工作，进行集中性专家访谈三轮，先后访谈1500余位专家学者，征集中青年学生、党员干部等5000余人的意见建议。最终，我们评选出较有代表性的年度十大国际社会思潮：反全球化、霸凌主义、民粹主义、极端右翼、国家主义、科技至上主义、技术民族主义、反智主义、平等主义、生态主义。

　　一些活跃多年的极端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反全球化的加速蔓延张本，遏制与霸凌成为2020年反全球化的鲜明主基调。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一直相伴相随，全球化的过程必然充斥着与反全球化的博弈。近年来，全球性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不充分进一步显现，这种不平衡性不仅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所体现，而且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不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都有所体现。由此半岛游戏中心，一些极端性思潮长期存在并不断蔓延。但总体而言，反全球化声浪始终未高过全球化声浪。然而在2020年，这一态势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逆转，一些原本支持全球化的国家也开始出现反全球化趋向。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言，“反全球化可能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全球性的事件”，道出了全球化的另一重逻辑。

　　相较于前几年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外主义等以“保护”为主基调的反全球化，本年度，反全球化进一步增加了遏制、霸凌的激进色调。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和政客惶恐于其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秩序等方面遭遇的综合性危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霸权焦虑，并将其诉诸国内矛盾外引、内部问题外部化、发动抹黑造谣舆论攻势、胁迫他国选边站队等综合性制裁行为。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不加节制地滥用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对更多国家、在更宽领域进行封锁、打压、遏制。其背后不仅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单边主义等思潮在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更有极端右翼、激进主义、极端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乃至等思潮在意识形态、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推波助澜，导致社会共识与价值被不断撕裂，使得质疑、戒备、防范等心态开始在国际社会蔓延。

　　虽然在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全球化的大方向不会变，但当前全球化的确处于一个较为波折的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大概率会出现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相持的情况。如何做好这一阶段的发展调适，着眼于对危机性因素的化解，是国际社会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经济民族主义、技术民族主义成为2020年民族主义最鲜明的两个面向，其借助近年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右翼民粹等思潮不断发展蔓延的强大惯性，共同成为冲击全球化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被不同程度地卷入全球经济大潮之中。其中，民族、经济半岛游戏、主义与科学、技术等因素的杂糅交错，是这一态势之下的复杂产物，也成为在国际格局演变中日益发挥巨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在一些西方国家，对外民族主义、对内民粹主义已成为显著趋势。

　　2020年，民族主义思潮延续了一如既往的强劲发展势头，而经济民族主义和科技民族主义则成为其中最鲜明的两个面向，并且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日趋紧密。作为“双刃剑”，强调保障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民众福祉的民族主义也被一些人视为排外的代名词和支持威权统治的等价物，其中包含着对危险、狭隘、狂热、无知等非理性元素的隐喻，而疫情的蔓延使得这一隐喻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不少国家和地区较长时间的生产停摆、失业率增长、死亡率攀升等，不仅加剧了全球经济低迷的态势，也增加了不同国家对系统性风险的恐惧和担忧，掀起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再度质疑。一系列因素导致经济民族主义中的保守、极端倾向明显增强，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情绪在一些地区高涨，有的国家和政客由此将经济互动视为“零和游戏”，无论是政策还是立场都更趋强硬。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正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和外交活动中的一种重要手段，新技术民族主义时代已经到来。与之息息相关，在高科技领域进行极端打压、极限施压成为个别西方发达国家的惯用方式。在此背景下，有这样一个鲜明的发展趋势值得关注：科学技术正在从促进全球资源充分流动共享的助推器，转变成为一些国家谋求政治话语乃至经济霸权的工具，反映出一些国家在处理世界先进科技发展、本国经济利益及政治地位三者关系时的局限性和极端化，进而逐渐走向技术霸权的一端。可以预见，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时期，强化技术转移、投资，进一步设置技术壁垒、贸易壁垒等，将成为一些科技大国的可能选择。

　　与右翼民粹、极端民族主义深度合流的种族主义呈现新特征，并重返一些西方国家的外交话语体系，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指导。种族歧视问题属于社会结构性问题，其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借助种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政治话语主导和理论的正当性建构，在人类历史上不无先例。纵然种族主义在一段时期内有所收敛、走向隐匿，但“隐性歧视”等问题依然长期存在。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激进右翼与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形成合流，在一些西方国家，其主张正受到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和青年群体的认同。反对外来移民、反对政治正确、高举种族主义大旗的右翼势力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迅速扩张。种族问题一再被扩大化，导致社会阶层对立日益突出。在网络新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样的合流势力声势渐大，而2020年的特殊背景和环境，无疑又为其在国际政治舞台谋求更大发展提供了强劲助力。

　　本年度，种族主义与右翼民粹、极端民族主义深度合流，此前或明或暗的种族主义言行正大光明地重返国际政治舞台前沿，堂而皇之地干扰国际政治秩序。例如，对特定国家、特定地区进行恶意诽谤和打压，炮制各种荒谬论调、冠以污名化称号、公然刊发侮辱性漫画文字；大肆渲染排外对立情绪，公然煽动族裔间矛盾，导致针对特定族裔、族群的野蛮极端行为在多地出现；等等。当然，诸如此类的言行仅仅是“升级版”种族主义的外部体现，其在国际关系等深层次领域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更是自由落体式的：其不仅满足了一些西方政客将内部矛盾外部化的政治需要，以偏激手段赢得各种社会基础，而且成为加剧意识形态对抗和文明冲突的新利器，刻意制造出一种失控局面和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的政治障碍。

　　随着不同国家对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干预管制不断加强，糅合了复杂诉求的国家主义强势回归，同时也释放了与极端思潮进一步合流的危险信号。国家主义的回归是当前全球化发生“由外向内”转向、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系统性”危机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时期，生产要素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充分流动，自由市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主导作用，国家主义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近年来，一些全球化的推动者转而成为反全球化的先锋，在政策制定中增加保护性、限制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权力不断得到强化。

　　2020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瞻望未来：我们如何构建“下一个新常态”》指出：“事实证明，在重大的危机时刻（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民众愿意接受、甚至欢迎政府对经济严加管控。如今经济干预计划的规模之大，至少近几十年来前所未见。截至4月10日，各国政府已宣布的经济刺激计划总规模高达10.6万亿美元——相当于8个‘马歇尔计划’，大部分支出将用于三个方面：支持民众基本需求、稳定就业和帮助企业纾困。”在2020年的全球性疫情中，国家力量在动员、组织和调配资源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协调各方力量应对国内危机，关切与维护本国利益，也促使国家主义再度登台。正如郑永年先生指出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受到波及，全球化有回归‘经济主权’时代的态势”，出现“各国都会想方设法收回更多经济主权”的局面，一系列内外部因素使国家主义的强势回归成为必然。

　　值得一提的是，在遏制与霸凌的反全球化主基调下，国家主义思潮回归背后的诉求与动因并不是单一的，其中不乏极端性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表面上以“国家安全”为由夸大渲染安全威胁，实则采取“全政府”策略，不仅制裁手段更趋综合性，制裁频率更高、影响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强，而且也为其排挤打压行为的常态化找到了看似正当的理据。以国家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民意支持，协同全社会之力破坏国际合作共识、加剧战略竞争态势，对国际合作机制造成严重冲击。这无疑释放了一种危险信号：国家主义正在与极端性思潮合流。如此一来，其对“第一”“唯一”等自我身份的强调也很可能随之走向极端，出现超级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倾向，使霸权思维成为一种可传导的惯性思维。对于这样的趋势，我们应当充分警惕。

　　2020年极端性思潮的集体活跃暴露了一系列过去被人们严重忽视或存在治理短板的全球性问题，面对现有或未来危机的束手无策、各自为阵，或将酝酿更大危机，这促使我们对全球化发展方向作出新的审视。新冠肺炎疫情被视为“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大萧条”“秩序垮塌”“经济崩溃”“脱钩”等观点尤为集中、不绝于耳，甚至有人断言“新冠肺炎疫情将成为全球化的终结者”社会关注。危机之下，诸多负面因素都会被人为放大，人们纷纷将当前面对的发展困境归咎于全球化，将反全球化视为走出困局的途径，甚至动用国家力量、行政力量制造出一场场极端性思潮的狂欢。可以看到，无论是内部问题外部化，还是寄希望于封闭式的自我保护，国际秩序都在日益脆弱化；反全球化虽然可以对全球化进程造成暂时性阻碍，但全球化发展中始终存在的不平衡、不全面、不稳定因素依然会在世界范围内传导，令全球性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使得之前形成的国际共识显得尤为脆弱。无论如何，全球化都是不可逆的，这需要我们对全球化作出新的审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0年发布的报告《全球价值链的风险、韧性和再平衡》指出：“从自然灾害到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再到自身数字系统遭受网络攻击。全球流动和网络为冲击的渗透与破坏的传播提供了更大的‘表面区域’。”几十年来，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为发达国家带来了相当丰厚的净收益，很多人由此将全球化视为“富裕”和“繁荣”的代名词。即使已有不少人认识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但对于全球化之下的危机传导依然缺乏足够重视和充足准备，甚至听任全球化的资本逻辑和市场力量支配，以至于“黑天鹅”“灰犀牛”来袭时毫无抵御能力，最终仍难以转变内部政治秩序基础动摇的局面。

　　可以预见，全球化发展不会在某个国家设定的固定模式内运行，相反，它会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元的面向，带来更多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建设分歧管控的合理机制，找不到破解困局的有效方式，就很难对未来保持乐观自信的态度。全球化的受挫对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能力、协调合作能力、危机应对能力等提出了新要求，民族国家如何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大潮中找准自身定位、发挥积极作用、获得共同利益，成为一项重大时代课题。

　　保护主义、反智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霸凌主义等思潮阵营的扩大，以及“脱钩”“退群”等客观现实，凸显出人们对“异己者”的强烈不安与对抗，全球依存度降低成为鲜明趋势，这促使我们对国际社会之间的依存度进行再考量。在人民论坛《2018国际重大思潮演变趋势研判》中，我们对重大国际思潮的以下三点趋势给予了关注和分析：一是“以退为进”的单边主义向多领域不断扩张，导致霸凌主义加速膨胀；二是民粹主义的右倾化、极端化扩张趋势；三是国际移民问题加剧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扩散，扩大意识形态分歧和文化冲突。近年来，重大国际思潮在延续这些势头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且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极端化趋势在本年度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冲突有升级态势。这些情况反映出思潮的波动起伏正在日益加剧。

　　不可否认，保护主义、反智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霸凌主义等思潮的高涨及其阵营的不断扩大，折射出人们对异己的态度已经由“排斥”走向“对抗”。近年来，全球化面临一轮又一轮，贸易摩擦、“退群”、移民签证收紧、种族冲突等事件轮番上演，并开始升级为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对立。究竟是什么塑造了他国眼中诸多不可容受的“异己者”？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究竟应该保持在何种水平？应当以何种方式维系良好的依存关系？

　　在各国经济不同程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全球化时代，一些贸易大国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已经远远超越了“相互依存”，而是发展为“深度依存”，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化的往来模式。但在发挥互惠性优势的同时，这些国家之间又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对等”的问题。当面对危机时，这些“不对等”往往会成为难以弥合的分歧，从而极大地动摇此前“深度依存”的基础。辩证看待“深度依存”，我们会发现这种状态或许并非处理国际关系的最优状态，其不仅容易使人过度着眼于“互惠互利”，忽视了危机传导的可能性，而且还不自觉地养成了一种依赖性，疏于补足自身短板，长此以往，反而会加剧彼此间的“不对等”。

　　疫情的发生正在使全球依存度降低，不论主动或被动、极端或理性，改变这种过于密切的依存关系和发展模式都是一种客观趋势，必然要经历阵痛的过程。究其根本，如何构建更好的新常态，控制并终结对抗异己不断扩大化的局面，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考验。正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瞻望未来：我们如何构建“下一个新常态”》报告中所言，“其关键在于塑造未来，而非修补过去”。相较于“保持警惕”，更有效的方式是“积极行动”。就短期来看，我们需要一种平稳的过渡模式，尽快从焦虑与对抗中走出来，调适自身发展节奏，注重自身创新体系建设；从长远来看，“安全”和“信心”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打造新型国际合作模式势在必行。应在着眼于发扬互惠互利优势的同时，进一步强化新型国际合作模式的安全性能，拓宽防范抵御重大风险的国际协调合作路径。

　　围绕“科学技术”的思潮和议题日趋多元而复杂，其中既有技术霸权之下的竞争对抗和科技至上主义、技术民族主义、反智主义等思潮的“共兴共荣”，也出现了以科学民粹主义为代表的反科学变体，这促使我们在增强科技发展主动权上有所布局规划。在国际竞争中，科技领域已经成为大国竞合的新战场，对技术的创新和控制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性因素。5G元年即2019年，科技本位主义首次被列为年度十大思潮之一。作为一种战略竞争或遏制手段，科技不断在各个领域发挥重大影响力，对全球化进程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2020年的特殊历史危机，更是前所未有地强化了科技的至上地位和相关议题。

　　本年度，围绕科技的对垒对抗不仅有愈演愈烈之势，与科技相关的思潮较往年也更突出、更活跃，形成了科技至上主义、技术民族主义、反智主义等交融交互的复杂局面。可以说社会关注，科学技术在继续发挥其强大效能的同时，也正在为民粹主义、霸凌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发展提供驱动力，更多利益诉求、政治诉求被不断代入其中。不仅如此，在危机尚未消散之时，在质疑、不信任等消极负面情绪的扩散之中，在民粹主义、反智主义、极端主义等思潮的推波助澜之下，一种新的趋势开始出现，有学者将其命名为“科学民粹主义”。一篇瑞士苏黎世大学科学传播学教授迈克·沙菲尔的专访报告指出，“科学民粹主义者所需要的常识不是基于事实的知识，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的兴起不是偶然，而是由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政治民粹主义者推动的，比如一些赢得了选举的民粹主义政客”，同时还指出，“科学民粹主义是反科学立场的一种变体，也应与政治民粹主义区别开来。在经历了广泛的民粹主义浪潮后，这种变体可能会愈发重要”“相比政治民粹主义，科学民粹主义可能出现在个人和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涵盖高度政治化的话题（如气候变化）以及与政治不直接相关的话题（如营养），其复杂性不可小觑”。

　　虽然“科学民粹主义”目前尚难以被确切定义为一种社会思潮，但这一趋势或变体已经开始对科学研究领域产生一定冲击，影响着人们的认知。“科学民粹主义”与生俱来带有政治色彩，着力于解构人们对科学的信任，这本身就是值得警惕的倾向。除了上述研究报告提出的政治民粹主义者的助推之外，“科学民粹主义”的出现无疑给反智主义、保守主义、霸权主义等思潮的阵营再添动力，其渗透方向很可能是多维的：一是可能借助网络传播误导、束缚或颠覆人们对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诸多新观念、新成果的认识，干扰顶层设计；二是可能成为一些科技大国强化对外竞争、开展舆论攻势、推行霸权战略的新工具；三是可能在国家发展与安全、竞争与合作之间制造新的意识形态壁垒，对科技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进造成阻碍。因此，我们应当注重对科技发展主动权的把握，加强前瞻性布局。在抓住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对科学技术给社会发展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加以密切关注，及时补足治理短板，确保发展的安全性、可持续性。

　　【注：本文系2019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深化新时代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9MZD032）的阶段性成果】半岛游戏官方网站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