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们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的，所以我在思考的时候会更多的带入我们所学专业的知识。就军事理论而言，我尝试着运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和现代的管理思想来对军事进行探讨。而在军事的管理思想最主要的来源还是兵家的思想，所以我就简单的就兵家管理的思想及主张进行讨论。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信息对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信息是决策的基础，是预测和判断的依据，是及时纠偏、防止失败或减少损失的前提。先秦兵家的军事论著中对此有比较成熟的思想，特别重视信息管理在用兵作战中的决定性价值，它的著名论断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孙子》一书开篇即说: “兵者,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 较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谓“索情”，即掌握信息。兵家认为，高质量的索情必然具备两个方面的特征——客观真实性和全面精细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在索情活动中应该摒弃任何带有主观色彩的方法或手段。孙武就明确反对三种“索情”方法, 一是“取于鬼神”，认为占卜问神无济于事, 一是“象于事”, 即对信息作经验主义的模拟揣测, 一是“验于度”, 即运用陈旧方法对信息作教条主义演绎、验证, 强调“索情”的正确方法是“必取于人, 知敌之情者也”，不允许掺杂一点迷信或主观的成份, 这样才能确保信息的客观与真实。全面精细性，是指应当搜集所有的相关信息。唐代著名军事家李靖就说: “料敌者, 料其彼我之形”, 而他所说的“彼我之形”, 就包含了将吏、主客、排甲、器械、教练、地势半岛游戏中心、城池、骑畜、粮储、工匠、资货等等。而孙武将影响战争胜负的诸多信息归纳为“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指敌友我的国情政情,“天”指各种气象情况，“地”指各类地形、地物, “将”指将帅统领军队、训练士卒、提高战力的各种才能。“法”指军队管理、后勤供应的各种制度、法令等等。可以说与军事有关的所有方面的信息都在搜集之列。其实, 不惟军事谋略如此, 政治、外交、商战、体育等谋略的成功, 都离不开全面掌握信息。 收集到信息之后，兵家还主张要进行分析。因为搜集到的信息往往是零碎的、杂乱的, 仅凭这些信息素材, 仍然无法形成正确决策, 因此, 更重要的工作还在于对信息的分析, 即孙子所说的“较计”。“较计”包括整理、分析、比较诸方面的内容。剔除与军事无关的其它信息, 从而使表面上互不相关的信息素材系统化旅游攻略、条理化, 从中找出最有利用价值的信息,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孙子就“五事”相对应地提出了“七计”，包括“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分析比较的目的, 在于以己之长, 克敌之短。兵家对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处理很讲究方法和手段，用间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用间”是收集敌方内部情报的最有效的手段。“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就是利用敌方的普通人做间谍。在两国发生冲突时，“因间”往往比较活跃能提供有效的信息，但容易被敌方识破而被将计就计地使用反间计。“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就是收买敌方的官员做间谍，由于物质利益的冲突或部分官员立场不稳、品行不佳等原因，某些官员常常能为我所用，成为我方的情报员。“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这是指收买或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为我方效力。反间计最易以假乱真，一种是捕获敌方的间谍后，暗中重金收买使之成为双重间谍；另一种是发现了敌方的间谍后，将计就计，向他提供假情报。“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指故意制造各种假象，使敌方怀疑自己的间谍或者了解我方弱点的人，乃至将其处死，借刀杀人。“生间者，反报也”，令派往敌方侦察后能够活着回来报告情况。

　　目标管理是通过目标的制定、实施和评价等一系列的工作，达到预期效果的心理管理功能。目标管理是收集信息直至最终决策的基础。“全胜而非战”的管理心理目标，是以孙武为代表的先秦兵家提出来的。先秦的兵家著作对此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因而这一时期有比较丰富而成熟的目标管理心理思想。 《孙子兵法》提出“全国为上”，即在保全双方利益的基础上获得完全的胜利，而是“全胜”目标的最好诠释。《孙子兵法》中提出的目标分为五个不同层次，“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可以看成远大的战略目标和较近的战略目标。在这五个层次上，又有“全”与“破”两个水平。孙子认为“破”即通过直接的交战获取胜利，这不管取得多大的利益，总是其次的，直接作战必然有伤亡和损失；“全”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这样既能实现目标，保全利益，又不会造成损失，这才是“善之善者”。“全胜”是孙武希望达到的最理想的境界。目标是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取最大的利益。 在确定的目标之下，有目的性地获取足够的信息之后，决策是关键性的管理环节。孙子的决策心理思想以“全胜而非战”为目标，以全面的信息管理为前提，并且包含有三条原则：“善之善者”的优选原则、“践墨随敌”的调控原则、“奇正相生”的变化原则。一是“善之善者”的选优原则。科学的决策必须来自多项方案的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决策。选优原则包含两方面：其一是“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其二是“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孙子坚决反对那种人云亦云的决策方案，也不同意那种全票一致通过的决策项目，他用三个比喻说明真正英明的决策应该超过普通人的认识和理解能力。二是“践墨随敌”的调控原则。决策确定之后，由于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在实施过程中要建立反馈，随着敌情的变化不断改变策略，及时调整纠偏。这足以从一侧面窥见孙子十分重视信息反馈对决策的重要意义。三是“奇正相生”的变化原则。奇正是指军队作战的变法和常法。在战法上明攻为正，暗袭为奇；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旅游攻略，采用特殊战法为奇。奇兵、正兵半岛游戏官方网站入口、奇法、正法等都是决策中的备选方案，备选方案越多越能应对各种不同局面。“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之”，“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半岛游戏江河”，要使形势向有利于我方的方面转化，善于利用变化就可以取得胜利。 在决策管理中，兵家认识到时间的重要作用。时间对于作战取胜关系尤其重大，所以他们特别强调用兵之迅速及时、把握节奏、反对旷日持久。《孙子兵法》中多处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这是迅速快捷，攻其不备；“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这是有张有弛，节奏合理；“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这是反对久战。 在决策管理中，兵家也认识到环境的影响。但是先秦的兵家著作主要论述自然环境（地理、气候）对军队作战成败的影响，兵家的环境仅仅局限于自然环境。他们的主张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善于观察地形地势，使自己处于有利位置；第二，根据不同环境的特点，进行不同的利用；第三，不同兵种在不同环境应根据各自的利弊发挥作用。

　　管理离不开人依据客观条件, 发挥主体作用, 确定目标, 作出决策, 制定计划, 采取行动。因此, 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尤其是能否对作为人中精英的人才进行有效管理,关乎事业的成败得失。对此, 古代兵家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所谓“举贤授能, 不时日而事利”,“古之圣人谨人事而已”,“贤人所归, 则其国强, 圣人所归, 则六合同”等等议论, 都把能否选拔、任用贤才能士, 看作关系到事务能否顺利进行的头等大事, 甚至国家的强弱兴衰也与此密切相关。

　　首先是对将领的选任管理。孙子认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才，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品格，强调优秀的领导者或管理者要有领导智慧，决策智谋，以诚治众，以仁怀人，勇于负责，办事果敢，严明纪律，赏罚分明等品质。此外《六韬·论将》有“将有五材十过”之说, 《淮南子·兵略训》有“将者必有三隧、四义、五行、十守”之说, 诸葛亮所提的将有“五强八恶”之说。 这些论述大体可以概括为德、学、识、才四个方面，其中才的探讨最为详细深刻。“才”指处理事物的能力，包括：1. 使用权柄的能力。当需要行使权力时, 应该做到“上不制于天, 下不制于地, 中不制于人”。“军中之事, 不闻君命, 皆由将出”。2. 管理能力。要真正做到“赏如日月,信如四时, 令如斧钺, 制于干将”,使上下一心, 步调一致。3. 决断能力。当需要作出决断时, 要果断决策, 不能有丝毫迟疑、拖延, “用兵之害, 犹豫最大, 三军之灾, 生于狐疑”。4. 应变能力。当客观实际发生意料之外的变化时, 应该做到“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此策阻, 而彼策生”,因时而应事。 在“举贤授能”的工作中, 兵家还十分重视对人才进行考察, 总结出了许多“察才”的经验方法。如《六韬》就提出了“六守八征”的观人知人之法，诸葛亮提出“知人七道”。兵家的这些察才之法, 强调考察人才, 不仅要听其言, 而且要观其行, 不仅要识其才, 而且要辨其德, 不仅要在一般性日常工作生活中考察人才, 更要通过特别设定的环境情况来辨识人才的高下优劣, 唯其如此, 才能达成“举贤授能”的目标旅游攻略。 除了对将领的管理之外，兵家也注意到士卒的管理。《孙膑兵法》中说“兵之胜在于篡卒”，《尉缭子》中说“武士不选，则众不强”，也就是精选士卒。如何选拔，这一时期没有进一步的阐述。《吴子兵法》强调“用兵之法，教戒为先”，这就提出了人员的培训。关于人员培训，兵家主张两个方面，缺少其一则有缺陷。一个是训练作战技能，要求人人学习战术，精通武艺，并且相互传授，提高整体力量。另一个是对人的心理素质的培训。首先，要训练士卒服从命令，这是治理好军队的前提，“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陈矣”。其次，要训练士卒有不避刀刃、舍生忘死的顽强的意志品质和勇敢精神，“为将忘家，逾埂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

　　人员的激励可以分为正激励和负激励，即赏与罚。兵家著作对此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尉缭子》提出，“明赏赍，严诛责，止奸之术也”，“赏如山，罚如溪”，《孙膑兵法》认为“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除了赏罚，兵家还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手段，对于现代人力管理还是很有借鉴意义： 一是榜样激励，“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只有将帅身先士卒，才能使士卒听从指挥。 二是关怀激励。《孙子兵法》说：“视卒如婴儿，则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三是士气激励，这是我国古代兵法中特有的一种激励模式。《孙子兵法》提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半岛游戏心”，据此“朝气锐，昼气堕，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这些说明了士气在作战中的重要。孙膑把在一次作战的全过程中激励士气的方法分为五种：激气、利气、励气、断气、延气，在不同的情境中使用不同的方法。 四是投险激励，即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孙子兵法·九地篇》写道“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聚三军之众，投之以险，此谓将军之事也”。这种投险激励与现代管理学中的“救灾式管理”相似，即利用灾难式的情况，来激发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的危机感和责任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内在的潜力，产生特殊的效果。

　　战争的指挥者肩负组织、领导、指挥、协调军队的责任。然而。即使是三军统帅，也和普通人一样，能力有限。有人研究认为，一个人能直接有效指挥的下级的数目，一般是六个，这就是管理幅度原则。孙子说：“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意思是要做到领导许多人像领导几个人一样，办法是将众人分别人数划分一定的组织结构，例如形成“军—师—团—营—连—排—班—组”的结构。这就解决了领导者有限管理幅度和被管理者人数众多的矛盾。 但是这样的组织结构有个缺陷，信息的传递是不及时的，于是在实际的作战管理中，选择当时最佳的信息传递工具——金鼓和旌旗，用来克服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空间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