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游戏官方网站入口半岛游戏官方网站入口半岛游戏官方网站入口思想文化传统特别是军事思想文化传统一经形成，便会产生不可低估的惯性力量。“在亚历山大的胜利根源里，我们可以经常发现亚里士多德”。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和军事家，无不被民族思想文化传统所熏陶，他们的辉煌业绩也无不闪烁着思想文化传统的光辉。

　　千百年来，中西思想文化的分野导致了各自社会对军事活动思考的不同侧重，以及在战争实践中的不同特色，直接影响着中西军事思想文化的内容和特色。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多样文明，不同文明如何交往，是任何文明都回避不了的问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讲求和谐，强调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而西方传统思想文化讲求斗争，强调控制万物，充当世界的主宰。

　　“和”文化是中国人的血脉，“尚和”是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文化的首要特征。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文字时，就以“止戈”为“武”。西周末期，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尚书·尧典》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之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15世纪初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队半岛游戏，先后七次出使海外却秋毫无犯，这样的和平之旅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相比之下，西方传统现实主义，作为西方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则认为世界本质上就是充满利益的冲突与对抗。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斗争就是正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和消灭的。古希腊著名改革家、军事家梭伦也认为：“一个文明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是因为在这个文明内部孕育着强烈的帝国理想和征服欲望；而这些理想和欲望一旦消失，则整个文明必将干枯、死亡。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是所有文明的生存法则。”

　　现在，有的西方国家打着“普世文明”的幌子，企图对世界文明进行“格式化”“标准化”“单一化”。然而，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的画卷。文明单一化将使人类的创造力衰竭，导致人类文明僵化衰微。对此，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和而不同”才能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携手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在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普遍持有慎战的观念，而西方传统现实主义思想则对战争更多地倾注了歌颂与赞扬之辞。

　　中国古代战事频繁，众多思想家和军事家更多地把战争和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紧紧联系起来，提出了慎战的思想，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道家认为战争是重大祸患，老子说：“兵者军事理论，不祥之器。”《孙子兵法》开宗明义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虽然重战，但同时也反对好战。在孙子看来，“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他还对限制战争明确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非利不动，非得不用半岛游戏中心，非危不战。”商鞅也提出战争是“以战去战”，而且“兵大律在谨”。可以说，先秦诸家慎战思想不断影响着后世，逐渐成为中国军事传统的主流思想。

　　西方传统现实主义对战争更多地持有肯定的观点，认为人之间天然地存在竞争，战争本身是符合人性的。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在古希腊人眼中，战争是求得荣誉、成为英雄的主要途径。在斯巴达，只要“君主们稍稍做出一点打架的信号，他们就会找到很多自愿拿起武器的人，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取得荣誉”。此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传统现实主义思想一直影响着西方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的发展。及至近代，西方这种推崇战争和武力的观念并未消弭，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

　　今天，历经无数次战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但也要看到，世界并不太平，铸剑为犁仍然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我们为了赢得和平，就要做好全面准备，这其中也包括战争的研究和准备工作，以期遏制、防止战争。因此，慎战不仅要保留传统的“不战而胜”的蕴意，而且要增加“不战而和”的蕴意，构建制约战争的机制。

　　在国际交往中一直存在着“王道”与“霸道”之辩。王道的内核是仁德，霸道的内核是强权。孙中山先生曾说，东方的文化是王道，主张仁义道德；西方的文化是霸道，主张功利强权。

　　对战争首先进行道德评价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开始占统治地位，儒家文化占据社会的主体地位，并逐步形成了内“仁”外“礼”的儒家伦理秩序，这是形成中国军事传统的文化基础。孔子曾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也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孔子和孙子也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在他们心目中，仁者无敌于天下，有德者无往而不胜，能得天下的是以德行仁的王道，而不是以力征伐的霸道。春秋时期，在战乱中崛起的五霸，把修德和振兵作为不可分割的双刃剑，来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行王道，就要以德胜人，以德作依托，用和平的手段，通过尚义重理、以德怀远、顺化外邦。德胜，可以使人心悦诚服，才是制胜之道的最高境界。

　　西方传统现实主义则认为，权力是政治的主要内容，将战争当作手段，强调以暴力取胜，武力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要途径。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例，从开国到立国，从取得统治到巩固和维护统治，他们都始终把追求权力摆在首位，把武力扩张和铁血统治作为立国根基。在军事政策乃至国家政策上，更多靠铁血精神在社会上贯彻统治阶级的意志。斯巴达甚至在法律上规定，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征战和战死。然而，历史和实践表明，靠武力追求的绝对霸权，也会将自己陷入困境，必然最终被武力战胜或葬送。

　　当下，全球治理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人类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那些仍牢牢抓住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放的国家才是制造世界冲突和动荡的根源。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内和乃求外顺，内和必致外和”的逻辑延伸，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世界大国的价值追求。其带给人类的不是贪婪索取，而是“民胞物与”的仁爱；呈现给世界的不是征服，而是“协和万邦”的包容；带给人类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共处、共同繁荣。这正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底蕴深厚的古老民族对全人类长远发展的智慧贡献。

　　人类对战争起源的认识与思考，经历了从直观感性状态，逐步上升到逻辑理性状态的过程。“即使是战争，也有规则。”在义利兼顾的思想天平上，中西军事传统各有侧重地贯穿着“道义”原则和“利益”原则。

　　“义在利中，义中有利”的义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髓，强调重义轻利、舍利取义、以义取利、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些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道德准则，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在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中，几乎没有内容直白地宣扬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利益，更多的是对此类战争的指责。墨家认为半岛游戏中心，进行战争是为了道义之诛，是为了诛无道；孟子指出，进行战争是为了诛独夫，即如汤武革命；《荀子》强调，“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处于古代军事理论主体地位的兵家，评价战争通常也以道德为准绳，讲究用兵要考虑是否符合道德，讲究“师出有名”，强调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道义。

　　古代西方对战争问题的思考，始终贯穿着利益之争的原则。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学者马基雅维利直言：“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可以不讲任何道德原则；只要达到目的，完全可以不择手段”。由于在早期实践和认识中都明显地贯穿着利益原则，欧洲中世纪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往往是赤裸裸的。西方历次战争也在印证着这一结论，不论战争的起因是什么，其背后都有强劲的利益驱动。

　　如今，一些国家利用军事优势到处干涉，打着道义的幌子干着攫取利益之事，把原本和平安宁的国家搞得支离破碎，原本清明祥和的世界搞得乌烟瘴气。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既是道义、更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说到底军事理论，战争既要体现利益原则，也要体现道义原则。因此，秉持正确义利观，坚持利益与道义的辩证统一，是军事活动的根本要求，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战术上赢了、战略上却输了的怪象出现。

　　人与物，作为战争力量的基本构成，不可偏废。对此，拿破仑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精神。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文化强调谋略制敌，奉行智慧加力量的逻辑半岛游戏，更加注重军人精神的培养，而西方传统军事思想文化重视强兵制胜，奉行力量加技术的逻辑，直至发展为技术决定论。

　　中国传统哲学可称为智慧哲学，中国传统文化可称为气节文化，先贤们很多时候把名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更重视生命的社会意义及道德价值。古代兵家很早就认识到士气的重要性，在论及战争观、战略思想以及治军理念时对此常有经典论述，如“合军聚众，务在激气”“气实则斗，气夺则走”“胜在得威，败在失气”等，后来兵书中出现的“励士”“延气”“气战”等专论半岛游戏中心。这反映出古人对作战中精神因素的高度重视。韩信背水一战、项羽破釜沉舟等成为军事实践典范。同志在评价抗美援朝战争时做过形象的阐释——敌人是“钢多气少”，而我们“钢少气多”。纵横捭阖、神机妙算的谋略智慧和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一直是我们创造战争奇迹的重要法宝。

　　西方文明的思维往往以自然为中心，注重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海军对战船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与装备，是靠战船的高速度、机动性和冲撞力取胜的。中世纪，火器技术上的进步最终突破了封建骑士英雄主义的观念桎梏。自此后，西方更加强调一只眼盯着战争实践，一只眼盯着新技术。西方世界从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以来，科学技术便进入了狂飙突进的时期。正是在此背景下，西方的军事技术异军突起，成为殖民者掠夺和征服世界的有力工具。西方一直对接受新技术异常敏感。技术革新以及同等重要的对这种革新的迅速反应能力很快便成了西方军事文化的特性。

　　目前，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中的不断应用，越来越显示出物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当下先进科技对军事领域的影响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重器轻气固然是片面的，但若矫枉过正，重气轻器同样也是片面的。战争实践告诉我们：战争中的精神力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武器装备的劣势，但却不是无限的。不重视武器装备，精神在战争中的作用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在战争中要取胜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在坚持“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必须坚持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辩证统一，把谋略智慧和战斗精神插上科技翅膀，不断提升战斗力的科技构成比例，把人的能动性与物的基础性作用在更高水平上融合，全面提高军队战斗力。

　　进攻和防御是作战最基本的模式。古代中国非常重视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十分强调防御的地位，既要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又不向外扩张，而对于外来侵犯则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原则。古代西方则扩张主义盛行，主要着眼于对付外邦，更加注重进攻。

　　中华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原腹地，是农耕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生存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稳定、守成军事理论、内敛，古代中国也一向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这些反映在军事思想上，就是珍视统一、注重防御，把安内作为军事战略之首务，把防御摆在重要地位。中国古代典籍中，多见有关防御的论述。在兵家最为繁盛的春秋战国时期，孙武、吴起、孙膑等兵学大家在论兵时从总体上多强调防御，而在论述进攻时，多从战斗和战术的角度展开。墨子提出“非攻”的政治军事观念，传世的《墨子》一书记述了墨子及其学派关于军事防御的深刻见解。中国古代的万里长城是防御思想的物化标志，反映了不同时期统治者在军事战略上所共同遵循的指导思想：既主张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又不向外扩张。著名学者费正清曾说，中国历来强调防御性战争，与欧洲帝国主义进攻理论截然不同。

　　古代西方具有争雄称霸的扩张传统。西方文明发源于希腊半岛，海洋文明“四海为家”的特性使其具有流动性和侵略性。当时那些国家的国防对象和战争锋芒，多是指向异域外邦。西欧各民族除自己相互征战外，还经常联合或独立对外用兵，所到之处近至地中海沿岸，远至亚非拉，处处体现了西方人崇尚武力、喜欢扩张与冒险的文化特征。例如，历史上多次爆发的亚述战争，其战火席卷了西亚和北非，以亚述王国为中心，各国展开了混战。凡是在西方古代史上拥有过辉煌，独领过风骚的国家，无不具有强烈的征服欲。伴随大国崛起的是扩张、霸权和战争，这就是西方文化中的国强必霸的理论。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变织的国际形势，适应国家战略利益发展的新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努力建设一支与我国地位相称、与我国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增强军事战略指导的进取性和主动性，在更加广阔的空间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忠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全面推进新时代国际军事合作，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