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lùn wén，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军事理论论文集合16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今天下午开始上军事理论课。说实在的，我一直是个军事迷。我热爱那一身神圣的绿军装。每当看到军人英姿颯爽的从身边走过时，我总用一种崇敬的眼光望去，而且总要回头看好几次，直到那身影的消逝。我喜欢军营的生活，虽然没有亲身经歷过，但军训生活却成了我难忘的回忆。

　　我知道军中的生活要比军训苦，而且要哭得多。但我不怕，再多的困难我都会迎面而上，因為这是我的风格。所以我非常期待这堂课的到来，期待著这堂课所带来的收穫：精神上的薰陶，把爱国主义精神时时刻刻记在心里。也希望能更多的了解军事理论。因為纸有一颗炽热的心是远远不够的，纸有理论，知识武装头脑，在头脑中对军事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够在实际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把这种赤子之心所隐藏的光芒全部释放出来。

　　因為以前也曾想学习军事知识，却不知从何开始，而且也没有连贯性，系统化。这样子的学习效果并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一直期待著这堂课能给我最基础，最基本的军事理论。然后有个整体概念，整体把握，把所学知识组成一张有序之网。现在想想如果这堂课是一名中年军官授课，上课时理著平头，穿著军装，那上起课来一定更有说服力，也更有吸引力。对於女生来说就像看到了帅哥一样，两眼直盯著他看;对於男生来讲也许能动员他们毕业后从戎。当然，想归想，现实却不是如此。教师也是一名中年教师，穿着蓝色T血半岛游戏，身高约为1.73M，发型是传统的长发。看到他的第一眼，有点大失所望。因为整体来看，觉得他有点拽!

　　不过我还是以一颗平常心来听他的课。讲着，讲着，突然发现他变可爱了!!因为发现他跟我有许多共同之处。

　　第三：课间休息时，他放了首歌。一听，属于那种爱情悲伤歌曲，跟我的品位完全相同。只不过他放的是比较舒缓的歌曲，而我喜欢的类型确是激昂型的。

　　初步了解他之后，更坚定了认真听他讲课的决心。听了他的课后，强烈地激活了我那颗隐藏于内心想当兵，爱兵的心。内心的激动之情久久不能平静。然而却多了些惆怅之情。因为某些原因，这辈子是不可能当兵了。虽然有过毕业后当兵的想法，但是现实中某些残酷的现实，让我无奈地抛下了这个想法。

　　不管怎么样，我依旧热爱军人，支持军人，永远以他们为榜样。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永远为身边的人服务!

　　摘要：随着一系列的关键技术的突破，电影《星球大战》当中的机器人战争将成为现实。文章认为，在不远的将来，要想在战争时代赢得主动，需要重点关注3个方面。

　　“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上天”小米公司的CEO雷军这样说，这句话的意思反过来看，就是说如果错过了风口，连猪都赶不上。“互联网时代”成就了处于市场竞争当中的小米公司，倒下的是诺基亚和摩托罗拉，而军事斗争准备中如果错过了“风口”和关键的转折点，拖累的将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满清的刀枪棍棒惨遭列强的火枪大炮蹂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甲午之殇至今还历历在目。目前，全军信息化建设已经全面铺开，指挥信息系统不断在实兵对抗演练中得到应用，全军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可以说，在“军队信息化”这个21世纪的第一个军事变革风口，我们已经把准了方向，但这仅仅只是开始，目前我军做的大部分的工作，军事发达国家在―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就已经完成，而在核心芯片和基础软件平台上，我国的差距还不小。

　　要想缩小与发达国家在军事上的差距，必须赢在转折点。把准了方向，则事半功倍，把不准方向，则事倍功半。目前，美国正在加速推进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尤其重视武器装备的智能化建设，酝酿着在下一个风口把我国甩开一大步。那么下一个风口究竟在哪里呢?美军把宝压在了人工智能及无人兵器上。目前，谷歌收购的机器人公司正在研发能够高速奔跑的猎豹机器人以及有2条腿能够平稳越过障碍的人形机器人等，可以说已经得到令人惊奇的成果，加上复杂的程序代码及智能控制技术，这些机器人能够对周围的环境进行判断，自动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更好地适应环境。例如机器狗在被人踹一脚后，能够立即调整自己的姿态保持平衡而不摔倒，像一只活生生的动物。而跳蚤机器人在前方探测到障碍物时，能自动切换到弹跳模式，跳过障碍等。随着一系列的关键技术的突破，电影《星球大战》当中的机器人战争将成为现实。如果无人战争时代真的到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我军将如何面对?本文认为，在不远的将来，要想在无人战争时代赢得主动，有3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拥有无人机及其技术的国家越来越多，这对各个国家的军事安全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例如2015年1月26日，一架中国大疆公司生产的无人机闯入了美国白宫，虽然该飞行装置没有造成任何安全威胁，但也让美国的安全部门惊出一身冷汗，就连奥巴马也坐不住了，在接受CNN采访时，他强调民用无人机使用亟待进一步规范。这类事件最近几年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朝鲜曾经使用国产无人机航拍韩国青瓦台，而美国在海外作战当中，经常使用无人机进行侦察与火力打击。有人曾认为，对抗无人机需要用精准的地空导弹将其击落或者使用战斗机与其进行空战，而美军陆军军官们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在未来的无人机战争当中，真正的较量不是发生在空中而是在电磁频谱空间。这样的观点显然具有充足的理由，因为所有的无人机都以某种方式依赖于电磁频谱，它们都利用射频连接进行终端导引、导航、目标瞄准传输信息，因此，与飞机的任何连接都容易受到电磁频谱内的攻击。例如，2011年伊朗就通过电子战的方法，成功迫降了美国的“RQ-170”哨兵无人机，在这次战例当中，伊军就是利用了“RQ-170”需要依赖于地面站进行远距离遥控这一弱点。美军目前在航母上测试的无人机“蜂群”战术，就是让无人机像蜂群一样从航母上起飞，实现编队飞行、编队攻击目标以及编队返航，这就需要无人机之间依赖于无线电通信互相传输GPS坐标来实现精准的编队，如果这种通信受到干扰，整个编队将一片混乱。大部分的无人装备，都依靠数据链回传数据和图像，如果这些重要的作战频率无法保证安全，这些无人机都将变成“无头的苍蝇”。很显然，维持在电磁频谱空间的优势，将成为决定无人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最近一段时间，美军的“RQ-4”全球鹰无人机在我国南海的侦察活动越来越频繁，意图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目前，在南海问题的处置上已经关系到我国的核心利益，有人认为我军应该效仿伊朗对全球鹰进行电子干扰，迫使其降落将其俘获，但也有军事专家认为，“全球鹰”不同于“RQ-170”这种“低档”无人机，因为全球鹰属于战略型武器装备，在设计之初就采用了更为高端的智能技术，这就决定了这种无人机是很难“被俘”的，而世界上能够干扰“全球鹰”的国家也不多。全球鹰能够不依赖于人为遥控信号控制，可以完全通过各类灵敏的传感器和高度智能的飞行控制系统实现自主巡航和自动返航，例如它可以利用自身携带的气压传感器保持固定高度飞行而不会受到任何人为的干扰而迫降，而这种高度智能的飞行器大部分的GPS导航和数据信息都是通过卫星进行收发，机载天线辐射波瓣向上，几乎不会受到地面干扰信号的影响，虽然我国有干扰卫星的能力，但难度更高，代价也更大。这样的无人机对电子对抗有着天生的适应能力，就像一个会感知、思考的人_样。而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就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学科，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产生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作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和专家系统等。

　　未来如果高度智能的无人机器投入战斗，将变得非常难以对付。这些智能机器人可以空中飞行，也可以地面越野，甚至可以水中航行和潜水，能够执行各种危险且复杂的任务。例如，英国的“玄色年夜黄蜂”无人机，体积微小，能进入敌人营区甚至飞入房间侦察，并且自身还是一个GPS追踪器，能够为制导武器提供末端指引，完全能够替代特种部队从事这项危险的工作。试想，如果高度智能的水下自爆机器人潜入三峡大坝，结果会是怎样?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防的地方。毫无疑问，高端的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赢得无人战争的制高点。

　　无人战争，打的不是人，打得是机器，归根结底，打的是经济、技术和后勤保障。半岛游戏无人机器虽然是钢筋铁骨，在状态良好时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但如果一旦出现了损坏，那就成了一堆破铜烂铁，未来的战场可能不再需要大量为人疗伤的医护人员，取而代之的是一支规模巨大且十分专业的工程维修队伍。而在作战当中将受损的机器送回兵工厂维修，或者更换固定的零件和模块将是一个十分繁琐的工作，这个过程周期长半岛游戏，成本高，将极大地影响无人作战的能力，如果不是在本土作战而是在海外，这个过程将更加漫长和艰辛。而3D打印技术将会为军事装备维修、更换带来革命性的改变。美国的Picatinny兵工厂的研咳嗽本鸵恢碧剿髟谖淦髯氨钢圃旆矫嬗3D打印技术来打印电子、武器部件和训练模型。工程师们可以快速打印出武器天线、引信原件和电池等，就算是形状怪异的零部件，只要有软件设计模板和材料，就能够在数小时甚至几分钟之内打印出来。工程师们甚至可以在打印无人机机翼的同时打印出该机型的电子设备、天线和传感器和各类的连接孔线D打印技术之所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原因之_就是它是非常经济、高效的技术。一件物品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制造出来，这使得它非常适用于小批量的生产。而这种技术将更适应未来的无人作战。例如，在作战中把军用地雷一次性打印出来，而省去了从后方向前方输送的过程。将来前线作战部队都会配有自己的战场3D打印机，一旦作战机器人的零件有损坏，就能够很快地更换，而不需要多花2-3周的时间更换零件，最大可能地保证战斗力的完整性和可修复性。

　　总而言之，本文的目的不是否定人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和努力，而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变革进行一次大胆的想象，以便能够更好地把准时代的脉搏，紧跟新军事变革的潮流，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们有责任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经费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让每一次的付出都能产生最大化的军事价值，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强军梦一定能够实现。

　　军事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思想，是中国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军事思想同思想一样，是有特定的内涵的。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思想所作的科学定义，已经把思想与的思想这两个概念作了明确区。

　　因此，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决议的精神，正确使用军事思想这个概念，而不应该将的军事思想与军事思想这两个概念混同使用，甚至将它们等同起来。

　　实事求是是军事思想的精髓，是军事思想最突出的基本点。指出“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那就是熟悉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2]这里所说的“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就是“实事”，所谓“熟悉”和“找出”就是“求”，“其行动规律”就是“是”。显然，这种方法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

　　认为，作为一个战争指导者，研究和指导战争必须从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出发，探索战争的客观规律，并且按照这种客观规律去指导战争。不同的战争有不同的规律，在研究一般战争规律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结合当时的战争实际，研究特殊的战争规律。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殊条件，分析了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分析了领导的土地革命与战争的关系等。总结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军事思想之所以能够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正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基本原理半岛游戏，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以及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军事理论。

　　群众路线是军事思想的核心，具体体现在人民战争思想方面。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战争领域，确立了在中国领导下，最大限度地动员、组织、武装、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他明确的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3]深刻地阐述了革命战争对人民群众的依赖关系，揭示了人民战争思想的真理所在。

　　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组织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人民战争，必须向群众做宣传，把革命战争的政治目的，和为达到这一政治目的所采取的方法、步骤和政策告诉全体军民;必须武装人民群众，在战斗与生产相结合的原则下，协同军队或独立地进行作战。在政治上，使得敌人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地位，在经济上，给我军源源不断的供给人力、物力、财力。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强大后方支持，才使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取得伟大的胜利。

　　人民战争是军事思想的核心，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传家宝，是团结和动员广大军民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也是军事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点。

　　独立自主是军事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独立自主要求，不论进行革命还是建设，都要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依靠自身的力量去争取胜利。认为社会关注，中国革命战争要靠中国同志去了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去争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他在军事问题上多次精辟地论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4]

　　在全部的军事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如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提出了我党领导的军队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基本战略原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为我党正确的制定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在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从而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中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为军事思想的基本点，相互联系，不可割裂，自始至终贯穿渗透于军事思想的各个方面。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善于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联系中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坚持与时俱进，使党领导的各项事业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始终保持着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在领导下，解放战争刚刚过去，我军就不失时机地转入了现代化建设，先后成立了海军、空军以及各兵种的领导机关，逐步由单一兵种向诸兵种合成军队过渡。以超乎寻常的胆识和气魄作出了发展中国自己的事业和航天事业，研究和导弹的战略决策。这个富有远见的决策，使中国不仅拥有了强有力的战略威慑和战略反击力量，而且在世界上先进军事技术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从这些重大的军事决策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洞察力和前瞻的战略目光，以及他永无止境的创新精神。

　　当代世界新军事变革势头强劲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场变革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信息化，人类社会的战争正在从工业时代的战争向信息时代的战争转变，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正在向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转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我们要发挥勇于迎接时代挑战的革命精神，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在变革中求发展，不断把军队建设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军事思想。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但他始终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战争规律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认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尊重一切带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但更重要的是要善于从自己的实践经验中来考证这些结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独立思考，独立自主地开辟属于自己的前进道路。

　　走出这样一条道路，首先就需要发扬所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我们要向发达国家军队学习，但是绝对不能迷信发达国家军队的经验，一定要学会自主创新，要重视自己的实践经验，敢于走自己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根据自己的情况借鉴他人的经验，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开辟出一条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建设信息化军队的道路。(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

　　[1] 李佩良.关于军事思想的萌芽、产生及科学概念之我见.[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2] 王晋林.论军事思想的基本点.[J]甘肃理论学刊.2001年9月第5期.

　　[3] 肖裕声.军事思想与人民军队跨世纪建设.[J]军事历史.2003年第6期.

　　科学认识非战争军事行动, 深化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理论研究, 对于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 军事学界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 成果颇丰, 但由于研究角度、侧重点不同, 在某些问题上还存有争议。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半岛游戏。

　　目前, 我国学者一致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概念由美国最早提出, 但对概念提出的具体时间认识不一。张炜在《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的兴起和“中止”》一文中提出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最早见于1991年1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和颁发的第一号联合出版物《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 该出版物指出:“非战争行动, 包括除战争以外所有运用军事力量的军事行动。”“在所有非战争行动中, 我们的目标同样是促进国家安全, 扞卫国家利益。” 朱之江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美军全维作战中的一部分, 与战争行动构成一对基本军事行动范畴, 是美军1993年版《作战纲要》 (FM1005号野战条令) 中首次提出的 。该纲要专辟“非战争行动”一章, 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非战争行动的理论意义、原则、行动类型等。在郭炎、杨军主编的《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研究》一书中, 对于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提出的时间有两种说法, 一是美国国防部在1993年公布的《防务全面审查报告》中提出美军不仅要善于实施战争行动, 还要善于实施非战争军事行动;二是出自于1993年9月美军颁布的《联合作战纲要》 (JP30) :“非战争军事行动包括的范围很广, 这种军事行动要使用国家力量中的军事手段, 但又不是去实施通常与战争相关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总之,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冷战结束后美军发明的一个军事术语。一般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91年1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和颁发的第一号联合出版物《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 而1993年版的《作战纲要》则具体阐述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概念。

　　美军在1993年版的《作战纲要》中首次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制定了理论原则, 但却没有确切阐述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内涵, 此后的一些条令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有着不同的定义, 但内容大同小异。直至1997年版的《联合作战纲要百科词典》中, 美国参联会将非战争军事行动列为正式词条, 解释为包括除了战争以外所有军事行动的军事能力的应用, 非战争军事行动可作为其他国家力量工具使用的补充。

　　我国学者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内涵, 主要是从三种角度进行定义的。第一种基本上沿用了美国1997年版的《联合作战纲要百科词典》中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定义, 主要是从非战争与战争的区别上进行定义的 。如张炜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指除战争以外的军事行动范畴内使用军事力量的行动, 能够被用于补充任何其他国家力量手段, 可在战前、战中和战后发生 。第二种主要是依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战争”、“军事”、“行动”的规范解释。如谢丹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指除武装斗争之外的与军队和战争相关的各种具体活动。通俗地讲, 只要不是武装冲突, 所有为达成一定政治目的而展开的军事行动都可归入非战争军事行动之列 。第三种主要是基于战略目的来理解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内涵。如朱之江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指以防止战争, 消除冲突, 促进和平与稳定, 支持行政当局为直接目的, 针对非军事力量难以完成的任务, 在公认的“战争”水平或国际法标准之下使用军事力量的一种军事实践活动 ;肖天亮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指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 使用军事力量, 以非暴力或有限暴力手段遂行的非战争事态的军事活动 ;汪书敖、汪书轩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质上是指世界或国家范围内总体处于非战争状态时期, 武装力量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实施的一种非暴力性的战略性军事行动 ;在张爱华主编的《非战争行动》一书中, 强调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指武装力量为实现某种政治、经济或军事目的而采取的不具有战争性质的军事行动。可以看出, 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定义, 共同点在于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战争行动有着本质区别, 不同点则在于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目的、实施手段、运用场合等有着不一致的表述。

　　汪书敖、汪书轩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本质属于军事斗争的非暴力性, 主体力量只能是国家武装力量而不是别的力量, 其战略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主要运用于人类社会处于和平状态与危机状态时期, 是一种战略手段, 是武装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战略运用, 而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 。肖天亮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属于硬实力的“软运用”, 其表现方式是通过逐步释放战争能量, 对抗程度和强制性都较低, 但同样能够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软实力释放战争能量的方式可分为非对抗性释放和对抗性释放 。类似的观点还有, 刘小力、陈友献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本质特点在于:其前提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实施的行动, 主体是军队或以军队为主其他力量参与的力量, 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保卫人民和平劳动与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 以及消除危机、遏制战争, 行动的对象是应对因国家间或人为的某种矛盾激化而导致的恶性突发事件和危机 。上述分析立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战争行动的区别, 都强调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略性,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特有的性质。但有些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探讨, 如非战争军事行动究竟是非暴力性还是低暴力性,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界定;非战争军事行动可能涉及平时、危机和战时的非战斗行动, 在分析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性质时, 应考虑到这些因素。

　　朱之江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归纳为内在冲突比较明显, 对进攻性武力手段的使用有着严格的控制, 对象十分复杂, 往往需要依靠特种部队, 成本普遍低于战争行动 。尤光旭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具有任务特殊、政治性强, 任务紧急、复杂多变, 任务繁重、力量多元, 任务多样、专业性强, 任务突然、实战性强等五个特点 。易巧平等人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呈现出常态化趋势, 具有广域性、突然性和国际性等特点 。刘向阳等人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归纳为五点, 分别是专属性、非暴力性、战略性、多元性、政策性 。在王明武等着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一书中, 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归纳为具有行动的突然性、准备的仓促性、快速的机动性、任务的艰巨性。齐敬岩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多样、协调要求高, 突发性强、任务转换快, 社会关注度、透明度高, 危险性强, 考验官兵意志 。显然,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进行的归纳, 大都突出了政治性、复杂性、多变性三大特点。如何更全面、更准确地概括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 同样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1995年《非战争军事行动联合纲要》中, 美军明确提出了六条用以专门指导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原则, 分别是目标原则、统一原则、安全原则、克制原则、坚持原则、合法性原则。我国学者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指导原则的理解与美军所提出的原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些学者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指导原则包括依法行动、快速反应、靠前指挥、密切协同、协力保障等。王美权、陈龙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必须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准则, 立足国情民情军情, 树立远大的战略眼光, 以敏锐的政治头脑谋划全局, 整体运筹、军地兼顾、趋利避害、科学决策、果断指挥、通过行动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确保胜利 。肖天亮认为, 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应以国家利益为准则, 服从国家战略目的;与其他领域斗争密切配合, 提高斗争效益;灵活高效地运用各种非战争军事斗争手段;根据需要妥善处理和调控各种军事危机 。刘从良认为, 一是要在着眼全局大势中搞好科学筹划, 牢牢把握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正确方向, 二是要在适应特点要求中搞好科学指导, 努力确保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质量效益, 三是要在注重协调配合中搞好科学统筹, 积极营造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和谐环境, 四是要在加强人文关怀中搞好科学激励, 大力增强官兵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凝聚力 。上述指导原则强调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政治性、合法性、联合性等, 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在具体表述上也有待达成共识。

　　根据美参联会1995年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联合纲要》, 美军将非战争军事行动划分为16种基本类型。由于涵盖面广, 我国学者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样式研究还不够深入, 划分的标准也不尽统一。

　　朱运伟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分为威慑与反威慑、军事冲突和危机控制、反恐与防暴三大类 。刘小力、陈友献将非战争军事行动分为军事威慑行动、反恐维稳行动、边境封控行动、强制维和行动、海空安保行动和核生化防护与救护行动等 。刘向阳等人认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样式包括军事威慑、军事外交、边海空防斗争、建立禁区、软战攻击、军贸军援、维和行动、反恐行动、反黑缉毒、难民监管、武装护送、消除核生化污染、军事管制、民事支援、掩护撤侨、危机处理等。国防和军队建设本身就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形式 。

　　上述观点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划分过于笼统, 肖天亮则从较具体的角度对非战争军事行动进行了划分, 将其概括为:从环境和状态看, 可分为平时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危机时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和战时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从暴烈程度上看, 可以分为包含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和不包含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从行动区域看, 可分为在国内遂行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和在国外遂行的非战争军事行动 。此外, 还有学者就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法律、政治工作等问题展开了研究, 丰富了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 对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我国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多的情况下, 军队作为国家安全重要的战略资源, 发挥其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主体作用, 既是国家战略的需要, 又是军队在和平时期的特殊使命。因此, 更加系统、深入地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 不断深化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认识,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军事发展对当代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军事发展成为巩固国防的重要手段。从建国到现在中国军事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军事更是飞速发展，军事力量跃居世界前列。国防涉及国家的安危，是国家的大事。中国式社会主义国家，其国防的性质集中体现为自主性、防御性和人民性.建立巩固的国防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国防本质是国家一系列国家防务活动。中国近代百年的屈辱史告诉我们国防对国家领土，居民，政府和主权的重要性，军事发展是加强国防的主要手段经济发展也是必要手段，为军事发展提供物质和人才的条件。军事的发展在于国防科技的发展，国防科技与军事和国防是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几个方面，军事上的需要促成了国防科技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国防科技的发展为军事提供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手段，在此同时还会促使军事领域不断发生变革，甚至导致出现军事革命;军事上的变革和战争提出了新的需要又会给国防科技发展以新的推动力。国防科技与军事之间相互关系的这种机制或逻辑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

　　现阶段我国的国防建设的基本道路主要是三个方面：走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的道路。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必须是通

　　用性强的军用设施做到军民合用，以提高国防和经济双重效益。加强人才的培养和科技发展。在现在世界的形势下国防成为了各国国策重要方面，中国军费每年呈两位数增长，用于军事科技的研究与军事人才的培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50年代至80年代末，在长达40余年的冷战岁月，美苏两国进行了激烈的军备竞争，两国都执行优先发展国防科技的战略，并要求国防科技部门为军队研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在战术技术性能上超过对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在军事需求的强烈刺激下，两国的国防科技发展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达到了极度的繁荣。许多其他国家在这种临战状态下也被迫采取相应的对策加速国防科技的发展。据统计，到8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每年的国防科研经费累计高达800~1000亿美元。就这样，在冷战的军事需求的推动下，军事发展进入了军事高技术时代。

　　走投入少，效益高的国防建设道路，走机械化与信息化的发展道路。国家产生以后，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以及维护和获取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便产生了国防和国家间的战争。为了巩固国防或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各国都力图掌握更先进的军事技术手段，于是便组织专门力量研制武器装备，国防科技便由此产生。由于新的武器的发明和使用可以造成军事上的巨大优势，从而使得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从手枪战胜利剑的铁的事实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防科技对于军事及战争的重要影响，同时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各国也是极其重视，开办军校从在校大学生当中

　　近些年来，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提高了军队作战的精确度，高技术作战平台，包括地面，海上和空中作战平台的发展更是极大的加强了国防，更是国家政治独立的象征，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和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体现。近些年来，军用航天装备的发展极大的加强了国家的空中的作战能力，科技更是用与军事装备的发展，例如，电子战装备和计算机网络战武器，自动化指挥系统的发展更是极大的加强了军队作战的灵活性，核武器的发展成为了一个国家地位的象征。化学武器，生物武器，高能激光武器以及粒子束武器等等，各种高技术的武器发展提高了军事科技的力量，加强了国防。

　　军事发展是国防至关重要的方面，在现在复杂的国际环境要求下，发展军事成为了保护国家主权的最有效手段，军事人才的培养表现了一个国家的军队素质，是国家军队作战能力的体现，是保护国家的一个方面，国防在历史上更是极其重要，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的存亡。国防和军事发展对国家和个人都是责任。

　　摘要：构建和谐世界是推动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为实现东亚和谐的长期目标，东亚各国应该采取积极的对策，进一步推进东亚的和平与发展，逐步克服东亚和谐的主要障碍，循序渐进地推进东亚和谐。国与国之间关系和谐是和谐世界的基础，中日和谐是东亚和谐的关键。为实现中日和谐，中日两国都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共同发展中日友好，加强中日合作。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东西方对立的冷战格局结束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流，东亚基本上保持了和平与发展的局面。半个世纪多的和平与发展彻底改变了东亚落后的面貌，使东亚成为继西欧和北美之后的世界上第三个最为发达的地区。其中，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先后在70年代和80年代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国自8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平与发展给东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进步，各国都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和实惠，进一步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已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以此为背景，中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及时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

　　2005年4月22日，中国在亚非峰会演讲，正式提出了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说要“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演说，系统阐述了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政策主张。说：“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互相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谐，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兼容的和谐世界。”其后，在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期间，又多次说明了中国的和谐世界理论，并呼吁亚洲各国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

　　2007年10月15日，同志在中国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谈及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时，又详细阐述了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同志说：“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政策主张顺应了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的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真诚期望，表达了中国诚心诚意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各国共谋稳定、共求发展的坚定决心，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构建和谐世界是推动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是在更高层次上建立全新的国际秩序，其目标是超越国境疆界，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真正的合理、正义与公平，使世界各国真正地团结一心，相互友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毫无疑问，这样一个理想的和谐世界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和长期建设，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是在国际政治形势因意识形态分歧、宗教信仰不同特别是霸权主义作祟而日趋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构建和谐世界还要克服很多的障碍，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东亚虽然基本上保持了和平与发展的局面，但从和谐世界方面看半岛游戏，尚存在着一些影响和谐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日本经明治维新实现“富国强兵”以后，走上了以武力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先后发动了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给东亚各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战后以来，日本政府虽然多次就战争问题向东亚各国道歉，表示了反省的态度，但由于军国主义残余和右翼势力的影响，日本政府的道歉和反省总是敷衍了事，一直没有深刻认罪的态度，多次在历史问题上伤害东亚各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东亚各国人民的愤怒和不满。特别是小泉在执政期间一再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韩日关系笼罩了冰冷的气氛。这种历史上的积怨和矛盾，无疑是东亚和谐的最主要障碍。

　　东亚各国不仅在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以及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在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发展道路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由于东亚各国不仅在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等方面明显不同，而且在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方面也都追求各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东亚各国的相互关系中，就不时出现各种现实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东亚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朝鲜半岛存在着南北分裂的问题，中国存在着，日俄之间存在着北方领土问题，中日之间存在着归属和东海划界的问题，日韩之间存在着日本方面称之为“竹岛”、韩国方面称之为“独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围绕中国的南海，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之间存在着领海争议的问题。上述问题都是一触即发的敏感问题，经常因为各种因素的引发而激化，也是东亚和谐的主要障碍之一。

　　美国虽然不是东亚国家，但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霸权国家，却千方百计地维护其在东亚的利益，经常插手和干预东亚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看，在东西方对立和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美国不仅利用日本和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对苏联和中国实行封锁和包围，而且直接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挑起了台湾海峡冲突，给东亚留下了许多不好解

　　决的后遗症。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虽然提防日本对其经济霸权的挑战，但面临中国的崛起，美国却把中国视为其在东亚乃至世界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以此为背景，美国对东亚各国的态度亲疏有别，战略有打有拉。其中，日本仍然是美国在东亚最主要的盟国，韩国和东盟都是美国积极争取和利用的对象。对于中国，美国采取了既利用、又遏制的双重战略，并千方百计地诱导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向西方化、美国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东亚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也都高度重视美国的作用，在相互关系中都打“美国牌”。尤其是日本，多年来一直明确地把日美关系作为其外交的基轴，并宣称依赖美国的“核保护”，防御所谓的来自东亚其他国家的“威胁”。这种来自区域外的不和谐因素，不仅是造成以往东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对今后的东亚和谐也将继续产生不利的影响。

　　和谐世界必须以相应的国际法为依据。现在，东亚虽然有10+3对话机制和东亚峰会机制，但10+3对话和东亚峰会都是论坛性质的，其发表的宣言和声明对各成员都不具有约束性。另外，中、日、韩三国虽然都参加了《东南亚友好条约》，各成员的行为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但《东南亚友好条约》并不是东亚和谐条约，其所规定的行为准则主要是和平与友好的准则，而不是东亚和谐的准则。从经济区域化、一体化方面看，第九次10+3领导人会议和首届东亚峰会虽然以明确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发展目标，但各方对东亚共同体尚有不同的理解，其出发点、范围和发展道路等都需要进一步探讨。而且，在东亚自由贸易区尚需时日的情况下，东亚共同体的建立需要更长的时间，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发展至少是2020年或2030年以后的事情。这意味着以构建东亚和谐为宗旨的东亚和谐条约的制定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实现东亚和谐的长期目标，东亚各国应该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共同采取积极的对策，进一步推进东亚的和平与发展，逐步克服东亚和谐的主要障碍，循序渐进地推进东亚和谐，这是实现东亚和谐的基本道路。

　　根据东亚和谐的主要障碍，东亚各国要共同努力，尽快消除历史上的积怨和矛盾，化解现实利益的冲突与矛盾，排除区域外不和谐因素的影响，并从长计议，共同探讨和制定东亚和谐条约。为此，根据中国在前述讲话中所提出的积极而具体的建议，东亚各国应该在现有的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在下述方面共同努力：

　　第一，坚持互信协作，维护和平稳定，建立东亚新型安全架构;

　　第二，坚持相互借鉴，促进各种文明共同繁荣，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第三，坚持多边主义，奉行开放包容，加强区域内外合作;

　　第四，坚持互利共赢，继续深化经济合作，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和东亚一体化的发展。

　　如果说双边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就是东亚和谐的基础和出发点。现在，除个别国家间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以外，东亚各国间大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开展合作的同时发展了相互友好关系。以此为基础，各国应该进一步努力，实现国与国之间关系和谐，进而实现东亚和谐。

　　各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大都包括维护和平、发展友好关系的内容。然而，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是否真正地履行了这一基本原则，其具体的外交活动是否充分地体现了和平与友好，却并不尽然。特别是一些追求霸权的国家，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标榜“友谊”或“友好”，但实际上往往是以强凌弱，以富欺贫，试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例如，日本当年侵略东亚各国时，就打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可见，所谓的“友谊”或“友好”都是靠不住的，只有实际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就像“朋友有信”即相互信任是朋友间深厚友谊的基石一样，国与国之间要像朋友一样地关系和谐，各国就必须以实际行动开展诚信外交并努力使其他国家对自己的外交诚信放心，感到满意和认可。这意味着国与国的关系和谐和人与人的关系和谐一样，也存在着一个对实际行动满意和认可即“服”的问题，满意和认可就相互服气，不满意、不认可就互不服气。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所谓“服”，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诚信及其人品、道德等方面的满意和认可，可以放心地交朋友。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所谓“服”，就是一国对另一国的外交诚信及其国体、民风等方面的满意和认可，可以放心地友好往来。无论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服，就相互信任，同心同德，进而关系和谐;不服，就互不信任，离心离德，进而关系别扭。由此可见，服乃是国与国关系和谐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世界和谐的基础和前提。

　　要建设和谐世界，各国之间都要相互服气才行，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从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国与国关系中的“服”的主要内容是小国对大国服，弱国对强国服，穷国对富国服。无论是全球性的大国、强国、富国，还是区域性、次区域性的大国、强国、富国，都要努力做到使小国、弱国、穷国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谐，进而实现国际社会的和谐，建立和谐世界。

　　国与国关系中的“服”有理想状态的服、半理想状态的服和不理想状态的服。其中，理想状态的服是信服、佩服、敬服、心服、心服口服、心悦诚服;半理想状态的服是叹服、折服、从服、顺服、跟服、口服;不理想状态的服是臣服、屈服、畏服、口服心不服。理想状态的服是高层次的服，最容易实现和谐世界;不理想状态的服是低层次的服，不能实现和谐世界。

　　使小国、弱国、穷国对大国、强国、富国的服达到理想状态的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和谐世界，这应该是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目标。为此，大国、强国、富国必须在下述方面以身作则，使小国、弱国、穷国真正对自己的外交诚信及其国风、民风等感到满意和认可：

　　第一，不称霸。近代世界史的经验反复说明，一个国家成为大国、强国、富国之后开始称霸，甚至挑起战争，以武力征服小国、弱国、穷国，乃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以武力征服世界是帝国主义的逻辑，这样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只能使小国、弱国、穷国对大国、强国、富国产生低层次的服，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不服，从而使以武力维持的国际秩序难以维系，走向崩溃。以武力征服世界只能实现低层次的服、不理想状态的服，靠经济力、财富力征服世界充其量也只能实现中等层次的服，半理想状态的服，这是现代世界的基本事实。要真正实现高层次酌服，理想状态的服，所有的大国、强国、富国在国际关系中都必须彻底实行不称霸的基本原则，做到不炫耀实力，不耀武扬威，不以强凌弱，不以大欺小，不仗势欺人，不以富侮贫。

　　第二，主动与小国、弱国、穷国友好相处。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威胁世界和平、破坏安定秩序的主要势力不是来自小国、弱国、穷国，而是来自大国、强国、富国。小国、弱国、穷国没有威胁大国、强国、富国的军事力、经济力、财富力和文化力，经常担心大国、强国、富国的侵略、渗透和威胁，所以在对外关系方面，一般都主动采取与大国、强国、富国修好的战略，以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然而，小国、弱国、穷国与大国、强国、富国的关系是否和谐，这不取决于小国、弱国、穷国的态度，而是取决于大国、强国、富国的态度。小国、弱国、穷国主动与大国、强国、富国修好，这很难使其体会到大国、强国、富国的外交诚信，充其量只能使其对大国、强国、富国产生中等层次的、半理想状态的服，不易实现国与国关系的和谐。只有大国、强国、富国主动与小国、弱国、穷国友好相处，小国、弱国、穷国才能真正体会到大国、强国、富国的外交诚信，对其产生高层次的、理想状态的服，易于实现国与国关系的和谐。

　　第三，主动与小国、弱国、穷国开展合作。国际合作是各国为实现同一目标的共同行动或共同努力，是实现国与国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友好的重要途径。国际合作不仅有助于小国、弱国、穷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有助于小国、弱国、穷国改善与大国、强国、富国的关系，从而确保其和平的外部环境，实现其国家安全。因此，小国、弱国、穷国大都对国际合作寄予较高的期望。然而，国际合作能否真正而有效地开展起来，其主动权不掌握在小国、弱国、穷国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大国、强国、富国的手里。因此，大国、强国、富国应该主动地与小国、弱国、穷国开展合作。只有这样，小国、弱国、穷国才能够对大国、强国、富国的外交诚信感到满意和认可，对其产生高层次的、理想状态的服，从而实现国与国关系的和谐。

　　第四，主动援助小国、弱国、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小国、弱国、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大都处于落后的状态，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乃是其共同的心愿。然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小国、弱国、穷国一般都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大国、强国、富国主动地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小国、弱国、穷国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状态，就不仅能实现各国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和协调发展，而且能够使小国、弱国、穷国对大国、强国、富国的外交诚信感到满意和认可，对其产生高层次的、理想状态的服，从而实现国与国关系的和谐。

　　2004年4月24日，中国胡锦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演说时说，地区大国应该对本地区和平与发展负有更大的责任，欢迎本地区大国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日是东亚的两个大国，在世界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07年12月28日，在会见访华的福田首相时说，发展长期稳定、睦邻友好的中日关系，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大目标，既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期待，也是两国领导人和政治家的共同责任和使命。因此，要实现东亚和谐，必须实现中日和谐，这是实现东亚和谐的关键。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2000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促进了各自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古代，日本一直是学习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思想文化，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生产技术方面，自秦汉以来，中国的种稻、植桑、养蚕、纺织、冶炼等生产技术相继传到日本;在思想、文化方面，隋唐以后，日本学习和引进了中国的汉字、儒学、佛教、典章和艺术。在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发展以后，中国也开始学习日本近代的科学技术和民主进步思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宣言》等，当初就是参考日文版本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的。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开展的革命活动，曾得到许多日本友人的支持与帮助。后来，周恩来、鲁迅、郭沫若先生等先后在日本学习和生活，也同日本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然而，1894―1945年，中日两国经历了50年左右的战争。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50年虽然是暂短的一瞬，但却给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灵留下来巨大的创伤。当时，不仅中日两国处于战争敌对的状态，东亚各国也都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亚虽然迎来了和平，但日本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一直追随美国反苏的政策，长期采取敌视和包围中国的政策，中日两国处于外交中断的不正常局面。与此同时，围绕50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60年代后期爆发的越南战争，中日两国继续处于不战不和的对立局面，整个东亚也笼罩在冷战的铁幕之下。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以《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2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8月)和《中日联合宣言》(1998年11月)三个政治文件为基础，中日关系迎来了正常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日两国交往频繁，经贸关系、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扩大和增加。2007年，中目贸易额由1972年的11亿美元增加到2360亿美元，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两国友好城市多达233对，人员往来超过500万人次。由此，中日两国经济上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断加深，政治上相互信任、相互友好的关系也不断加强。以中日友好为基础，再加上冷战时代结束，东亚各国的友好关系迅速发展，东亚真正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局面。

　　1997年10+3机制形成以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定期会晤对推动东亚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亚各国从2000年起开始共同研究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就是一个最有力地证明。然而，2003―2006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关系一时出现了所谓“政冷经热”的不正常局面。结果，中日两国领导人的相互访问中断了4年之久，2005年在APEC和10+3领导人会议期间的例行会晤也被迫中断了。“政冷”不仅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引发了两国间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和有害无益的争端，而且给东亚合作也带来了明显不利的影响。以2005年12月同时召开的第九次10+3领导人会议和首届东亚峰会为例，由于中日、中日韩领导人会谈被迫中断，韩国总统卢武铉也拒绝与小泉首相会谈，会议自始至终笼罩了不和谐的气氛，致使中日两国围绕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分歧难以弥合，东盟各国无所适从，两个会议都未能取得预期的进展。在小泉首相之后，经过安倍首相的“破冰之旅”、的“融冰之旅”，中日两国确立了“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即战略互惠关系;经过福田首相的“迎春之旅”和的“暖春之旅”，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内容更为丰富，中日关系“花明柳暗又一村”，再现了继续发展的广阔前景。

　　历史经验证明，中日两国是和谐则互利双赢，不和谐则两败俱伤。不仅如此，中日和谐还直接影响到东亚和谐，即中日和谐则东亚和谐，中日不和谐则东亚也不和谐。可见，中日和谐完全符合历史潮流和两国人民愿望，也是亚洲和国际社会的殷切期盼。以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契机，中日两国应该共同努力，实现中日和谐，并通过中日和谐，共同推动和实现东亚和谐。

　　根据和谐世界对大国、强国、富国的要求，中日两国都必须反对霸权主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积极开展中日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日和谐。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在世界上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其中日本就流行所谓的“”，这是日本继“中国崩溃论”之后对中国的又一误解。从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看，包括英国、美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日本在内，一些大国崛起后大都称王称霸，要求按自己的利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其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甚至挑起世界大战，妄图用武力重新分割世界，对国际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给人类生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此，日本散布的“”有一定的市场，东盟各国就担心中国崛起会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然而，中华民族有爱好和平的历史传统，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在崛起后决不会走一些国家称霸世界的老路。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因此，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信奉和厉行“中庸之道”，强调用“仁”和“道”来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国与国的关系，一直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集中精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一直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力争保持和平的国际环境，从未威胁过任何国家的安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又多次宣布不称霸，即使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不仅如此，面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本着“尊重历史、维持现状”的原则，以最大的诚意，通过谈判与有关国家合理地解决了大部分边界划定问题。对于、东海、南海等有争议的领土、领海问题，中国也反对诉诸武力的做法，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中国在新世纪初迅速崛起以后，又及时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宣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和平崛起作为中国的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国家战略，这既是中华民族的需求，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意味着中国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其目的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贡献。为此，在推动国内发展方面，中国将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而真诚地同各国开展交流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友好相处，实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奉行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

　　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中国不会走历史上一些霸权国家的老路，中国强大既不会妨碍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的发展，也不会威胁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的安全，这是中日和谐的有利条件和根本保障。

　　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世界的霸权主义行径虽然得逞于一时，建立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难逃历史的惩罚，最后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也是深恶痛绝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制定了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经过经济恢复、高速增长和稳定增长，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从和平发展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日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侵略战争和霸权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和平与发展才是日本惟一的出路。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日本通过扩大对华贸易和对华投资，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实践证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虽然对日本提出了挑战，但更多地是提供了机遇。尤其是2002年以来的日本景气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中国特需”的推动。因此，在和平与发展方面，日本应该实现与中国的和谐与共同发展。为此，根据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日本首先要彻底摈弃霸权思想的残余和拎战思维，正确地总结和对待历史教训，彻底反省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华战争。诚然，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中国表示了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现在和今后的问题是，日本政府要以实际行动体现有关表态和承诺，不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其次，日本要彻底摈弃“中国崩溃论”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以后，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困难，日本国内开始流传“中国崩溃论”;新世纪初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国际经济地位迅速提高以后，日本国内又开始流传“”。从表面上看，“中国崩溃论”似乎是日本对中国的“过小”评价，“”又似乎是日本对中国的“过大”评价，但从本质上看，这两种看法的背后都是霸权主义思想残余和冷战思维的影响在作祟。其中，“中国崩溃论”是部分右翼势力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崩溃、国家分裂和社会主义垮台的结局，“”则是部分右翼势力担心中国强大，试图阻碍中国崛起。从历史的发展规律看，中国强大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日本为了自己的强大而诅咒和害怕中国的强大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不利于日本清除霸权思想的残余和冷战思维，不利于日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另外，日本不宜争夺东亚合作的领导权。日本作为东亚第一经济大国，在贸易、投资和政府开发援助方面都对东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和鼓励的。日本也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努力，为东亚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然而，自2001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走在了日本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面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