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激荡，百年世事沧桑。从1921年中国成立，到今年已走过了跌宕起伏、灿烂辉煌的100年。100年前，“科学救国”之声不绝于耳，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筚路蓝缕开拓前行，启迪民智戮力创新，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了社会的不断文明进步。100年后的今天，“科技强国”正成为现实。中国的科学技术巨轮，已乘风破浪航行在蓝色星球的浩瀚海洋上。

　　一大批科学研究的先驱者生于风雨飘摇的晚晴时期，他们曾漂洋过海，向西方列强学习，他们中大多数人有浓郁的忧患意识半岛游戏中心，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报国之志，追求真理向往进步。科学从筚路蓝缕中向前艰难而行。

　　“科学”一词，最先出自严复之手半岛游戏中心。1898年，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正式将“science”一词译为科学。民国初年，孙中山论及科技时说：“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而西方的长处是科学，用两百年的工夫，去研究发明，到了近五十年来．才算是十分进步。”

　　1914年任鸿隽、杨铨、竺可桢、秉志、胡明复、赵元任等人在美国与留美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第二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在美国正式成立半岛游戏官方网站入口，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为科学家群体提供学术平台，点燃了“赛先生”的“星星之火”，助力国内以“赛先生”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同时，中国科学社创办了《科学》月刊，1915年1月在上海出版，竖起了“传播科学，求真致用”科学救国的旗帜，成为新文化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催生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国内的年轻学子蓝兆乾，最早提出“科学救国”一词。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科技落后。他撰写了“科学救国论”一文，寄送给《科学》杂志，这时《科学》杂志正在筹办。为了及时发表此文，任鸿隽便推送到已有刊物《留美学生季报》，于1915年夏季号发表，特加编辑按：“此文为蓝君寄登《科学》之作。以《科学》第八期方在编辑之中，出版需时。蓝君此文，不可不早以公世，因攫以实吾《季报》”。由此可见，当时科学救国的思潮已为国外学子和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逐渐成为推动中国进步的力量。

　　蓝兆乾在《科学救国论》中指出：“吾国贫弱之症结者何？科学是也。其为学博大精深，一切富强之法，所自而出也，……是故科学者，救国之本计。凡政治、军备、交通、实业、财政、教育，皆赖之以发达者也。”

　　任鸿隽、竺可桢、秉志等人，他们在推动《科学》杂志在中国发展的同时，直接为《科学》杂志撰文，传播科学知识，为科学鼓与呼。任鸿隽在《科学》第1卷 《发刊词》中，强烈疾呼：“继兹以往，代兴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短短数语，阐述了科学的力量，为科学救国的大胆宣言。其后五位董事联名在《科学》第2卷第8期发表《本社致留美同学书》，为“科学救国”呐喊：“科学为近世文化之特彩，西方富强之泉源，事实俱在，半岛游戏无特缕陈。吾侪负笈异域，将欲取彼有用之学术，救我垂绝之国命。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莫由。”作为董事之一的秉志提出“科学救国”的良方：“今日世界人类之幸福，何者非由科学所致，吾国之弱不足忧，倘能使科学发达，则转弱有方也，吾国之贫不足虑，倘能使科学发达，则疗贫有术也，吾国一切困难，尽可诉诸科学，以图解决。”

　　1918年秋，中国科学社从美国迁回国内。由于该社发“科学救国”的先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科学与民主（即赛先生和德先生）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并在其后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陈独秀提出：“只有这两位形式（赛先生Science即科学和德先生Demorcracy即民主），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还提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五四”新文化运动，激励青年献身科学事业，孕育了一批科学精英，投身救国事业的精神支柱，引导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走上科学救国的道路，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

　　五四运动前，中国的科学可以说是草创阶段。除了地质调查所外，没有其他科研机构。而当时的工作仅限于介绍西方的科技成就或者介绍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五四运动后，科学建制不断增强，出现了不少科学团体和科研机构，如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在大学、社团、企业中出现了研究机构，开始有了自己的科研成果，对中国科技的起步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传播的角度，“科学救国”思想是以救国为目的的一种传播主张。《科学》的“科学救国”思想呈现出来一个完整的，以科学为核心手段的救国方略。以传播对象划分，《科学》中的科学救国思想传播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展开。个人层面：科学知识、科学观念的传播，科学救国思想的传播，都必须先以读者科学知识的增长和科学观念的培养为前提。首要任务是向普通大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知识主要包括科学理论知识和实用技术知识，在《科学》创刊号的第二篇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中，就提到：“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任鸿隽在1916年《科学》第2卷第1期发表的《科学精神论》一文，对科学及科学精神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有助于国人更深刻地理解科学的内涵：“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科学家之所以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念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任鸿隽认为，中国不仅缺少科学，更缺少科学精神，中国若想发展科学，必须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从此，在“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科学事业逐渐发展起来。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科学社提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救国的三条路：研究、普及和应用。

　　中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就把基本的科技知识编入工农课本里。长征期间，红军战士蔡威领导的电台组成功截获并破译了的通讯密电，从而摆脱了军队追剿。为此，奖励了蔡威300块银元。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成功会师。说道：“你们红四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啊！在四渡赤水前后，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为做好技术保密，红军驻扎在茅台镇时，一些跟随的外国记者不允许进入茅台镇。

　　抗战期间，为促进解放区的生产的社会发展，以为首的人加强科学技术方面的学习，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科学知识异常缺乏。在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文盲多达一百多万，其中还有两千多个巫觋，迷信活动对广大群众影响很大。

　　为缓解这种局面，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科技政策。1937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决定》，强调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是革命工作一个重要的部分，鼓励科研人员踏踏实实地为抗战努力工作军事理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四条明确规定：“普及国民教育，……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计划中规定：“改良工具，提高技术，改善农作法，以作到每亩增收二升细粮……

　　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和边区农业学校、延安药科学校、延安摩托学校、陕北通信学校等科技人才培养机构；在《解放日报》开辟了《科学园地》，总共刊出26期，发表近200篇文章。文章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都很强，普及工农业技术知识，有效地纠正了人民群众对自然现象的一些错误认识；《解放日报》在发表的社论中，号召科技人员和解放区的人民“举起科学的武器，共同努力，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消灭法西斯野兽，为和平幸福、科学光明的明天而奋斗到底”。

　　为鼓励科技人员的创造性贡献，解放区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如1939年4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1941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奖励改进工业技术》和《晋察冀边区奖励生产技术条例》；1946年出台了《晋察冀科学发明条例》；1948年出台了《华北区奖励科学发明及技术改进暂行条例》等军事理论。边区还举行各种展览会，对技术人员给与特殊待遇，对科技人员的先进事迹进行采访报道，如1944年11月20日《解放日报》详细报道了胶东新华制药厂董永芳在制药方面的优秀事迹。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科技人员总数不足400人，但他们在边区这块曾经是科技的荒漠，创造出奇迹，为经济建设和抗战大业解决了当时亟需的物质，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普及了群众亟需的科技知识，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民国时期为中国积极工作的著名科学家有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华罗庚，地质学家秉志、李四光，桥梁专家茅以升，气象和地理学家竺可桢，化学家侯德榜(制碱权威)、曾昭抡，物理学家吴有训、赵忠尧、朱光亚，建筑学家梁思成，等等。如抗战期间，秉志因夫人患病，困居上海8年。他改名翟际潜，蓄须“隐居”。他坚持做学问，完成论著多种。同时以“骥千”和“伏枥”的笔名在报刊发文，揭露敌人罪行，激励人民抗战情绪。抗美援朝时，他将自己在南京购置的四处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用于购买飞机大炮。又如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1901年4月—1972年1月）院士，建树颇丰。建国后他参加北京的城市规划工作，主持了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参加了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著名的数学家、系统与控制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关肇直（1919 年2月—1982年11月），为我国人造卫星测轨、核潜艇控制的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等多项科技奖励。他说，科学才是智慧发展的结晶，是真理，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作为一名党员，他常说：“我先是一名员，然后才是科学家”，

　　值得一提的是，西南联大有不少进步学生和员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植物学家吴征镒，地质学家涂光炽等。吴征镒1946年加入中国。抗战胜利后，他谢绝李继桐教授推荐他赴美国哈佛大学入学深造的厚意，在国内从事研究。“文革”结束时，他毫不犹豫地将补发的2万多元工资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2008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涂光炽1946年毕业后赴美国学习，在美国秘密加入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在他的动员下，1950年有120多位留学人员乘坐艾逊豪威尔总统号回到祖国，开始为实现“科学报国”之志拼搏奋斗，成为中国地球化学研究的开拓者军事理论。（未完待续）

　　稿件内容以反伪破迷为核心思想，科学普及、科学文化、科技哲学、科学与公众、世俗人文主义、科技伦理等领域均可涉及，旨在将科学探索结果无偏见地告知公众，避免公众上当受骗。